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政府的社会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了支持者，但政府是社会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成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政府仍然是社会福利支出中最大的资金渠道，并对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

　　3.强调社会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但过去主要用于市场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及其技术进入社会政策领域是私有化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注：例如，在传统的社会福利以及非营利组织领域中，“行政”比“管理”使用得更为广泛，这是因为“管理”的概念涉及控制与利润，在当时被认为与社会福利的性质不协调。因此，在1980年代之前，大多数有关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的书籍和词典都用“行政”这一术语来描述公共的或其他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中的经营活动，如“社会福利行政”或“社会行政”等。）。由于政府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投资主体来提供社会福利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备受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不过，在实践中社会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要复杂一些。社会政策的实施是一个使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成本显而易见，但投资效益不仅在短期内看不到，即使有，也往往难以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社会政策领域中，成本效益分析往往并不等于投入—产出分析，而要从预防社会风险的角度来看：如果对某一问题不采取相应的政策，它将会带来什么代价？

　　在简述了西方政府角色的变化以及社会政策理论的最新发展之后，再来考察我们的有关现实，一些问题就显得清晰起来。

　　二、政府的退出是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同时，西方福利国家也开始了私有化改革，其社会改革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然而问题是，对西方福利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我们未能从其历史及经济社会环境的角度综合考虑；其经验与中国“国情”也不相适应。因此，在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更由于政府职能未能与市场经济改革同步转型，最终造成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素。

　　（一）误区之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

　　1.将政府职能转变简单地等同于政府退出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概言之有两点：一是提供市场规则，二是保证社会公平，特别是实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但我们在体制改革时忽略了这两点，将政府职能转变简单地等同于政府退出，导致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的很多领域严重缺位，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问题。

　　产生这种情况的认识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适当地学习了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经验。我们开始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恰巧是西方福利国家开始其私有化改革的年代。在他们的改革中，原来很多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下放给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来承担。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一个政府逐步放权于市场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政府职能的转变误认为是政府的退出，以为在经济活动中取消了计划经济的因素便可以自动形成市场经济机制，结果造成政府转型的失效。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大量存在的“一抓就紧，一放就乱”的情况就是一个表现。

　　事实上，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不是要求政府退出，而是要求它转变职能。“政府职能转变”包括了为市场经济提供市场规则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丰富内容，机制上是“回应—支持”型政府，远远不是“政府退出”所能涵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任务，而促进这两个转型则是中国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可以说，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互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