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践运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未成年罪犯实施非刑罚处罚方法，既减轻了监狱的压力，减少了国家司法的负担，又让未成年罪犯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有利于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3]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上述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切缺乏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与先进法治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未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实施，要么由政府承担，要么由个人承担，未能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缺乏量刑阶梯，难以体现对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的区别对待和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以致造成司法实践中两种极端：要么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一放了之。因此，借鉴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已势在必行。

　　1、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与监禁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是法院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之改造任务。[4]首先，由于未成年人接受的社区主流文化较少，社会化程度不高，因而对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能力。若对其进行监禁，极易受到监狱环境中负面的影响。其次，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激情犯罪的较为常见，其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将其放在社区中加以矫正，在亲情的感化和社会的监督下，他们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摈弃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真正做到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据统计，最早每年大约有五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四十小时，最多为二百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要有五至二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的劳动项目，如让未成年罪犯去粉刷社区的墙壁，清楚乱写乱画的东西，打扫公共场所等。如果未成年罪犯，不按时到社区服务，第一次监管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提出严厉的批评，第三次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5]香港《社区服务令条例》规定，法庭可以对被宣告构成可以判处监禁刑罪行的十四岁以上的人适用社区服务处罚，并要求违法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事不超过二百四十小时的有益于社会的无报酬工作。

　　2、监管令

　　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发出监管令，这也是对未成年罪犯教育和改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监管令是指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案件的判决或暂缓判刑的决定生效后，对未监禁或已解除监禁的失足少年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监管令的时间一般为１－６个月。在监管令规定的期间，公安机关负责对未成年人的生活行为依据监管令的内容进行监督，法院的法官负责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具体而言，监管令的内容包括要求未成年人：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网吧、歌舞厅、迪厅、洗浴城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等。要求监护人不得让监护对象单独居住，发现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应及时查找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在生活、交友等方面严格要求监护对象，防止其不良行为的发生；积极指导和帮助监护对象读书学习、及早就业等。为了矫正失足少年的不良习惯，帮助失足少年真诚悔过，预防其重新犯罪。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２００２年７月以来，率先作了有益尝试，并且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监管令这样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不断加强并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