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
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
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以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进行从严制裁，体现了国家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保护。但是这并不表示
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已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
刑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不足日益显现，亟待完善。
3、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渎职犯罪的规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刑法第
416条第1款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刑法第
416条第2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完善思考
1、对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
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罪名为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享受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理应得到保证，社会各界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但是，根据
刑法的这一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采取了措施而没及时报告，或者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只要及时作了报告，即使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也不构成犯罪。法条条文里一个“或者”，就留下了很大的空子可钻，使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倒塌事故发生时，主要责任人员就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和余地。只要将校舍等设施潜在危险做过报告，不管以何种形式，也不管向上级哪个部门，只要报告了，自己就不会构成犯罪，或者在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存在危险，随便采取一点措施就算完事，或者在采取措施和及时报告二者中，选择最容易最省事的。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立法愿意和初衷的，它不是督促责任者主动采取措施，而是督促责任者及时报告，把危险和问题转移上交，自己的责任推脱得所剩无几。因为责任者在二者选择中，一般都会避重就轻地选择转嫁责任。这是对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权的极大漠视，这样立法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2]这样的条文若不加以修改完善，就不能引起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从而使他们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存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对广大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