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罪犯减刑假释过程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现象？我个人感觉没有，当然不是说客观上不存在，最起码在我管理罪犯为其呈报减刑假释的多年工作中还没有碰到，我认为这是百分考核制度的优点所造成的，罪犯要减刑必须依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没有平时分数的积累，减刑假释是不可能的。2000年左右监狱系统实行狱务公开以后，罪犯每月的奖分和呈报减刑假释情况都要公示，罪犯的奖分积累情况和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不仅管理人员知道，其他罪犯也清清楚楚，暗箱操作和投机取巧的难度和风险极大。并且，减刑假释要经过多道程序，首先由分监区研究整理材料，然后报建区研究审查，再由监区报监狱职能部门研究审核，职能部门确定后再呈报到监狱减刑假释会议研究，监狱确定后，再由监狱呈报到监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在这样一个流水似的过程中，任何一环的缺失都会导致减刑假释的流产，而要权钱交易打通所有关节并非易事。当前主要存在的一个不正之风是，管理人员将关系犯调整到重要的改造岗位上，重要的改造岗位能够挣到较多的奖分，并且各种奖励的评选比例较普通岗位高得多，这样关系犯就能够加快奖分积累的过程，这种不正之风由于奠基于较大成分的主观评价之上，当前还没有较为有效的对付办法。

　　假释适用率低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根据统计，我国罪犯的假释适用率远低于10%，而减刑适用率却高达90%以上，而一些西方国家却相反，减刑率低，假释率高。假释适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规定的假释的实质条件过于原则，实践中难于具体把握。我国刑法对假释的实质条件规定为：“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对未知将来的一种判断，依据这一规定对罪犯予以假释，假释承办人就要承担一定的判断错误的风险，当这种风险由于假释罪犯的再犯罪或者违反相关规定而变为现实时，承办假释案件的人员的工作就要受到否定性评价，这是每一个承办人员都不能接受的。而减刑是对过去改造情况的一种总结，且有比较明确的总结标准——罪犯的改造积分，罪犯的再犯罪与其减刑没有必然的联系，承办人员没有过大的风险和压力。而假释期间对假释犯的监管失控也是实务部门不愿适用假释的一个原因。我国刑法第81条第2款对假释的适用范围给予了一定限制，[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假释的适用制造了障碍。对罪犯来讲，由于假释也需要和减刑相同的分数积累，假释后还要受到假释期间的各种管束，并且从身份上讲自己还是一名罪犯，因此罪犯宁可选择减刑也不愿被假释。

　　（六）　教育权的保障遭遇瓶颈似障碍

　　对在狱内服刑的罪犯来讲，接受教育改造既是一项义务也是一项权利。说是一项权利，是因为罪犯具有重新社会化，要求政府为其重新走向社会提供教育的权利。教育改造罪犯是我国监狱立监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狱就极为重视对罪犯的教育工作，形成了以思想教育为重点，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的系统完备的三课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在教育改造罪犯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比西方国家对罪犯的教育实用、系统，有效。思想教育以前称为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内容，文化教育主要包括小学及初中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一方面针对监狱生产培训罪犯生产技能，一方面针对罪犯释放后就业的需要开展其它项目的技术教育。

　　现在对罪犯教育权的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思想教育内容空洞、方式单一；文化教育层次低、课程少；技术教育范围窄、针对性差。社会的变革导致监狱押犯思想的复杂多变，原来口号式、说教式的思想教育方式早已不合时宜，但适应需要的思想教育内容和方式还在进一步探讨中。现在的狱内罪犯大多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由于受师资、经费、设施等的限制，如何提高罪犯文化教育的档次水平成为监狱文化教育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在技术教育方面，由于我国监企不分的体制所决定，狱内技术教育主要为监狱生产服务，为满足罪犯刑释后就业需要的技术教育项目少、内容浅、实践性差。如我们监狱开展的技术教育项目主要是采煤、通风、巷修、机电等为煤矿生产服务的项目，虽然也开展了电器维修、裁剪缝纫、烹饪、理发、家禽饲养、木工等适应罪犯释放后就业需要的技术项目，但由于重视不够、基础薄弱、缺乏具体的实践操作，并没有为罪犯真正掌握。另外一个问题是，罪犯学习一般在是晚上进行，白天在生产场所劳动，当劳累一天之后再去学习，罪犯很难集中精力，学习成了罪犯改造的一种负担，不少罪犯想尽办法逃避学习，这也为教育改造罪犯增加了障碍。因此说，虽然我国监狱现行的教育罪犯的体制为改造罪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当前已不能满足改造罪犯的需要，到了应探索新途径建立新机制的关键时刻。当前监狱的罪犯心理教育矫治工作发展迅速，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如矫治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如何保障矫治人员的人身安全、如何将罪犯心理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等等，也开始成为困扰监狱教育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