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罪犯健康权的保障已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古代，罪犯在监狱内因饥寒、病而死称为“瘐死”，罪犯瘐死的现象在旧时代的监狱中较为普遍，建国初期，也发生过罪犯瘐死的现象。由于对罪犯人权的重视及医疗卫生条件、经济条件的发展，罪犯瘐死的现象早已被杜绝。我国监狱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监狱应当设立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建立罪犯生活、卫生制度。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当前我国监狱系统已建立了完备的医疗体系，形成了由省中心医院，监狱医院、监区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络，根椐1992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监狱系统已有各类卫生机构2944个，罪犯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3.54，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为14.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⑤]根据《中国罪犯人权研究》199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监狱系统有卫生机构4163个，其中医疗机构3384个，共有床位35676张，犯人床位20172张，占总床位数的56.54%。每千人口医院床位12.37张（全国每千人口医院床位2.41张）。有专业卫生人员38502人，全系统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11.38人，医生4.65人，护师、士3.10人（全国分别为3.58人、1.60人、0.93人）。监狱定期为罪犯检查，一般是一年一次，罪犯生病能够得到及时诊治。1994年，平均每一罪犯就诊8.73次，罪犯平均每万人口入院人数为618.75人（我国居民分别为1.9次，423.2人）。由此可见，罪犯的医疗保健水平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是得到充分保障的。[⑥]我们鲁南监狱现在每名罪犯的医疗费用是每月9元钱，由于大部分罪犯很长时间不看一次病，从总体上讲医疗费用能够满足罪犯看病需要。但是，当严重病情较多出现以及安排病犯到专业性强的社会医院就诊时，一名病犯就会用掉几千或者几万元，几百名甚至几千名罪犯的医疗费用就会被一人花光，按月拨付的医疗费用就会捉襟见肘，监狱就会想方设法从其他费用中拨一些钱为罪犯看病，总之，当罪犯出现急性严重病情时，都能够得到及时救治。我曾经几次带病犯到社会医院就诊，费用很高，但监狱总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安排管理人员陪护，改善病犯饮食，积极配合医生为病犯治疗，在某程度上，对服刑罪犯医疗保障权的维护比社会普通公民要好。

　　（三）　人格、名誉权的保障比以往有了大大提高

　　长期以来，对罪犯人格、名誉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打骂、侮辱罪犯，监狱法第七条、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殴打、体罚、虐待、侮辱罪犯，现在打骂体罚侮辱罪犯的现象已基本绝迹，这是罪犯人权保障进程中的巨大进步。监狱法颁布之前，打骂体罚罪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个别监狱中，甚至还比较普遍。当时政策和法律也是禁止打骂体罚罪犯的，但是，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打几下，骂两句是应当的，有同志开玩笑说，既然要象父母对孩子一样对待罪犯，打几下更是应当的，哪有父母不打孩子的？有同志甚至认为，敢打犯人是工作作风硬朗的表现。我个人也曾受到过这方面思想的影响。这就像一种风气和时尚，在当时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大家都认为它是合理的，甚至是美的、酷的，并且值得效仿。我们监狱这种风气的转折点发生在1992年，一名管理人员指使几名犯人将一名罪犯殴打致死，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这件事在全监狱引起巨大震动，风气随之有了较大转变，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对严禁殴打体罚侮辱罪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广大管理人员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1998年我们监狱对几名殴打侮辱罪犯的干警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一名同志因为侮辱罪犯被要求当众向罪犯赔礼道歉，这件事又一次深深刺动了管理人员的原有管理思维。在宣传教育与严厉处罚的双重作用下，广大管理人员由被动到主动，由主动到自觉，殴打体罚侮辱罪犯的现象到现在基本被杜绝。我相信我们监狱应该是中国监狱的一个窗口，每一个监狱在同殴打体罚罪犯的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推动保障人权的事业中，经验和教训都是共同存在的。

　　现在，直接殴打侮辱体罚罪犯的现象已基本看不到了，但变相侵犯罪犯相关权利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些现象表现为，一是超时超强度劳动，在季节性农业生产和重工业劳动中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二是个别管理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对罪犯权利的侵害，如不按照规定安排罪犯与其亲属会见，不及时检查、传递罪犯的往来信件、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