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复杂的背景”，考上大学，也没觉得喜悦。对我来说，倒更像徒增一份复杂。进入法学院，翻开教科书，我才恍然大悟：法学理论可以有不同学说、各种流派。[7]专业学习的继续，让我进一步触摸到理论的无穷魅力。“怎么说都行”，“没有唯一答案”。这些理论作品，如果以中学作文的评价标准，可能都“跑题”了，有的还跑得很远、很偏，甚至越过警戒线、北回归线、本初子午线了。

　　不是说没有主题，只是说角度决定了主题；也不是说没有“大主题”，只是说大主题也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角度一旦定位，好的写手有谁不会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呢？只不过，进入主题的缓急不一，技艺也有高下。如我，每次作文，啰里啰嗦，总是不能直奔主题。但角度的选择只是观察者站立的方位不同而已，为什么一定要“坐北朝南”呢？

　　我突然觉得一股莫名的悲愤。高考的指挥棒挑拨了中学教育，也离间了语文教学，更戳痛了我的神经我的心。于是，在大学四年，我坚持写信，表达着我作为一个土人、书呆子、直胡弄桶子对人间百态和社会万象的稚嫩观察。那时，没有电邮，也没有手机，全部是书信。我几乎是每周写一封，每封都像模像样，有角度、有长度、有主题，想到哪，跑到哪，跑得可偏了。几年下来，少说也得有一两百篇。可惜，信已发出，没有底稿，至今也不记得那时究竟扯了些什么。[8]

　　这种难以遏制的写作欲望、表达激情和通信兴致，或许可以说是，或者干脆说一定是，我对长期遭受的文化桎梏和教育封锁的本能抗议。自由地书写着我的真实的内心，再也没有谁，或是无奈或是本能，挥舞着冰冷的教杆，照着也许是逐级下发、也许是早已放之五湖四海而皆有权威的“教育定律”，去一个劲地苛责我“离题”、“离题万里”、“跑偏”、“跑得很偏”，从而最终毫不迟疑地作出“不及格”的教育判决。

　　那个年代，我受够了这种不是一次而是屡次的不公判决。[9]而这种在我眼里的“不公判决”，在教育当局和教育工作者那里，却又是最权威的文章裁判和最公正的思想评定。而作为教育对象的我，又不得不忍受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公正”，压根就无法逃离。智慧之人，应老老实实地顺应它，得到该得到的；但如我愚钝之流，却总也无能为力，心虽有余，力也总是不足。于是，只好痛忍“不合潮流”，直到把我狠狠地拍到沙滩上。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不管多少年大计，教育总要为本。高考指挥棒，棒棒相传，人生代代无穷，江月年年相似。中学语文教学，培养学生思想能力、表达能力是其最基本的教育任务之一。然而，“跑题”的教育判决一旦多了起来，输送到大学和社会上的，必定多是一些不敢讲真话、不愿说实话、不便发小话的人。到处弥漫的，净是些假话、空话、大话。整个社会千篇一律、万马齐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齐跳同一曲舞，共唱同一首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