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方主张为非给付而另一方主张为给付的，应如何认定不当得利的类型并分配证明责任
以上对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的分配，主要以引致财产权益变动的主体为标准，划分对受益人获益是否存在“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这导致的另一问题是，在财产利益之变动究竟系何方当事人行为引起发生争议时，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就此情形提出两类分配证明责任的主张: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阶段举证责任”的方式来解决。首先，原告应先提出证据说明发生财产利益变动的原因，以及该变动何以欠缺法律上原因。其次，被告须说明受领财产利益之法律上原因为何，同时被告应提出一定证据支持其主张，以避免被告为不合理的诉讼行为、空泛主张可能之法律上原因，并具体化当事人间的争点内容，防止争点不必要地扩散，有助于法院进行有效率之实质审理。当被告尽其提出证据之阶段举证责任后，原告进行反对证明之目标业已具体明确，原告必须针对被告之主张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主张之法律上原因不存在。[10]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原告主张自始即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原因时，必须考虑消极事实难以证明的问题。证明对象不易确定，浮动而过度扩散，是消极事实证明过程中的难题，为了避免这一困难，可以课予被告“较高之就原因具体化之说明要求”，以维持“客观举证责任与主观举证责任并行”之理论构架，但并不课予被告提出证据之责任。[11]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在不当得利案件中由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应当是一个基本准则。这不仅是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的结果，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保护交易秩序、遵从占有关系原理等制度理念。这一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准则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被轻易舍弃。而以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为代表的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由被请求人承担其获益具有合法依据实属特例，只有存在极为重要的理由时才对该一般准则进行修正。当不当得利案件中无法确定导致财产权益变动的主体时，也就无法确定修正该一般准则的充分理由，遵循该准则不可轻易放弃的立场，仍应当由请求人承担“无法律上原因”之证明责任。但是，也正是由于无法确定导致权益变动的主体，严格地要求请求人证明对方受益“无法律上原因”也存在不公平之处。法官应基于具体个案，判断请求人所需要达致的证明程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实现证明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理转移。上述台湾地区学者的两种观念都没有免除但实质性地减轻了不当得利请求人即原告的证明责任，也表明了这一立场。至于在案件中，被请求人即被告仅负积极否认之陈述义务还是兼负陈述义务与证明责任，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基于公平的角度来具体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