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由于财产权益的变动不是由请求人的行为引起的，原告不能基于给付的意思所形成的具体情形或者其导致资财变动的行为而将“无法律上原因”变为对特定积极事实的主张，这时的“无法律上原因”，就接近于一种“实质上的消极事实”，[7]从而给原告的证明带来困难。而被告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他无论如何是处于财产变动的具体过程之中的，更容易提供获益有合法依据的证据。对此学者指出:“原本应归属于请求人的利益，现在却归属于受益人的利益，在当事人事先无合意的条件下，这种权益变动是在何种情况下和基于何种原因发生的，应当属于受益人所支配的空间领域。为此，对这种权益变动存在法律上原因的事实，应由受益人担负证明责任，否则即可成立不当得利。”[8]
本文所举案例中，原告主张被告拥有原属于自己的字画乃是基于被告的偷盗行为，因无法证明被告行为为偷盗而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依原告主张，本案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而被告也认可部分字画由系由第三人存放在己处。因此，对于这部分字画而言，原告非处于财产变动的过程之中，而被告则处于其中。因此，由被告提供其获益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证明更为妥当。
此外，从不当得利实体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看，本案中原告也无须证明被告行为具有违法性，只要其能够证明该“失窃物”原本为自己所有，就应当由被告就其获益具有合法依据承担证明责任。关于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民事法上有两种学说，这两种学说在诉讼上可以影响到证明责任的分配。其一为“违法性说”，该说认为，侵害他人权益，所以构成不当得利，乃是因为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发生系基于获利行为的不法性。依此说，“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理应转化为对受益人或者第三人行为“不法性”的证明，如受益人有犯罪或民事侵权等方面的行为。其二为“权益归属说”，该说认为，权益有一定的利益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所有，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利益的，属于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畴，欠缺法律上原因，应属不当得利。基于此种学说，权益受侵害一方如果能够证明受损的权益原本属于自己，即可自然推导出受益人之受益“无法律上原因”，而应当由受益人证明其获益具有合法依据。对此王泽鉴先生指出:“违法说虽值重视，但难赞同。不当得利制度之目的在于使受益人返还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其应考虑的，不是不当得利的过程，而是保有利益的正当性。给付过程的违法性及保有给付的正当性是两个不同的判断基准。”“不当得利的功能，在于使受领人返还其无法律上原因所受的利益(取除功能)，就构成要件而言，不以受益人的行为具有故意过失、不法性为必要。”[9]因此，笔者认为应遵循“权益归属说”，由被请求人就其获益存在法律上原因进行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