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现举一实例为引，借助其作为进一步说明的依托:原告与被告为干父子关系，关系较为密切，被告曾持有原告家的钥匙。原告声称部分字画丢失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从被告家中搜出了原告所称丢失的字画，但最终以“不能认定被告具有盗窃事实”为由未予刑事立案。原告遂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原告承认系争字画确属原告，但其获得均有正当来源，部分字画为原告即兴作画后赠与被告，部分为原告赠与被告的妻子和岳父，部分为原告赠与被告的朋友后存放在被告处，部分为以被告为原告购买家具、修缮房屋、交纳电话费等形式交换所得，被告并未偷过原告字画。双方互不认可对方的主张，也均未能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时，如何在原被告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决定了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即由何方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3]
在这一案件中，按照原告的主张，本案属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的“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即原告受到损害、被告获得利益是由被告的侵害行为造成的；而按照被告的主张，其持有字画有多种合法途径，部分为非给付来源(朋友寄存)，部分为给付来源(原告赠与、价值交换)。本文论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双方均认可获利原因为非给付型的不当得利中，如何分配“法律上的原因”之“有”或“无”的证明责任；二是一方主张为非给付(如权益侵害)、另一方主张为给付(赠与)的不当得利中，应当由何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
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分类和证明责任的分担
《民法通则》并未将不当得利作实体法上的类型区分。民法理论上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乃是基于受损人给付行为以外事由而产生的不当得利。根据请求权发生的事由又可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基于行为、事件和法律规定而生的不当得利；根据请求权的内容的不同，还可将其分为因权益受到侵害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因支付费用所成立的不当得利和因求偿所产生的不当得利。[4]
上述分类有助于从实体法角度理清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主体、相对人以及返还利益之范畴。但从程序法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看，应采用新的标准对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进行划分，即看由何方当事人“导致了财产利益的变动”。据此，可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因请求人行为导致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5]两种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