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日本的主权意识。两年多以前，一名日本宪法学家访问北大法学院，在讲座中反复纠结于二战后日本的建国日期问题，坚决不承认战后日本始于1946年的和平宪法，而是始于1952年的同盟国对日和约，当时陈端洪教授曾感叹于日本宪法学者对主权问题的执著，这与许多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对主权作为宪法问题的正当性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和平承诺”是否确实基于“日本人民”的政治决断？这在制宪权理论上至关重要，但战后的特殊情形决定了“日本人民”不可能有自己的决断，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处于美国的“军管”阶段，“和平”更多是同盟国（其中不乏日本侵略的受害国）的诉求。日本学者因此否认“和平宪法”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日本右翼势力逐步利用了这种“和平宪法”的非宪法属性（是否基于人民的真实决断）并鼓吹日本的重新军事化，但普通日本民众对于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珍惜与诉求也是非常真实的情感，要对二者加以分辨。一国之主权意识根源于该国之民族共同体的同胞之爱与集体生存感，即所谓的民族意识，这是国家稳定的最深刻历史文化基础，在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效能上优于哈贝马斯基于欧盟政治整合而提出的、有意淡化文化背景的“宪法爱国主义”。作为单一民族，日本的这一基于民族意识的主权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更加强烈。冲绳岛民的反美示威是一种代表性的象征行为，主要理由也许并非表面化的安全（避免被美国强奸）和噪音（飞机起落的声音污染）问题，而是日本民族伴随战后崛起而逐渐强化的主权意识。在这种日渐强化的主权意识面前，美军的继续存在显得不合时宜，而日本政治家与民众“去美国化”的持续政治努力则日显正当，并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前已述及，去美国化和中日和解已经成为日本政治家的内心信念，因为他们日益认识到明治时代大启蒙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促成了日本的现代化并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的真实主题是“脱美入亚”，在中日和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建设新亚洲，通过主权重塑和区域参与建设新日本--这是日本未来的正道，也是“鸠山”们的信念与动力所在。日本的转向产生了与中国地区及国际战略的共振效应，中国肯定会在各个方面推动中日和解与合作的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对于日本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与单一民族体，如果不适当给予主权与国际政治地位上的尊重，将很难发展共赢的外交关系，也很难推进区域整合与全球竞争。从和平主题来看，世界日益全球化，但具体进程中却遇到很多暧昧吊诡的现象，比如区域化问题：到底区域化最终有利于全球化还是不利于全球化？这个问题并不简单。1944年，法国思想家科耶夫曾在致戴高乐的《法国国是纲要》中提出了以天主教文明为核心构建“新拉丁帝国”，对抗英美的新教帝国和苏联的东正教帝国，这是“民族国家帝国化”的战略思想，注意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性（“帝国--民族国家--新帝国），其中很多提法与设想为欧共体及欧盟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显然也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