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一国两制”、绩效竞争以及渐进式变革为基本特征。在这个阶段，对外国法律采取了有选择性移植和混合继受的态度，按照国际惯例逐步改组国内规范秩序的法制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与此同时，强调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的反命题也不绝如缕。
第五个阶段从加入世贸组织起，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以活学活用国际游戏规则、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进而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为基本特征。前些年，中国主要以负面效果(例如失控后的亿万流民和失业者如何安置之类的“黄祸”论调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迫使各国调整对华政策)对现行规范体系施加影响，但近年来开始注重对国际秩序的正面影响(特别是有意识的提出主张并争取理解和承认)，试图确立新的通用标准。这样的变化势必在中国助长某种普世主义的态度。
经过以上五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中国的法律传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大趋势，日益强劲，影响深远。
首先，无论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都发生了根本性改观。用美国的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变得可以进行数字管理了。也就是说，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那种以观测、登记、演算、查核、评价等方法精密运作的、具有计划合理性的现代性权力，在中国已经成立，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其次，民主和法治的概念已经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并且反映在制度化过程中。尤其是随着政治强人的退场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越来越以法律为准绳，使得人治的空间不断缩小。法律条文日益精细，对国家权力本身也开始产生制约作用。的确，反动也是存在的。权力者经常产生挣脱法律束缚的欲望，特殊的人际关系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左右规范的实际效力，但讨价还价不得不在法律阴影里进行，完全摆脱法制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再者，市场化的潮流浩浩荡荡，冲刷了身份制的残渣余孽，儒家式个人主义和社会交换的因素得到加强，并与现代个人主义的因素进行重新组合，使得非政治领域的自由空间已经被大幅度拓展。契约原理已经渗透到社会的一切方面，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现象，连法官的岗位待遇也适用了竞争机制。
以上简单分析了中国法制变革和法律移植的五个阶段、三大趋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投桃报李的互惠性被理解为法律制度的根本规范，导致对个人权利的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因为互惠性被编织到权利之中，权利被理解为相对的、可变的、特殊的利益承认。然而这样的权利观很难产生普遍正义的信念。一切都是可交易的、个人特殊关系的，就无法形成普世价值，也就无法进行法律输出。因此，为了防止互惠性引起制度的解构，不得不强调基于家族爱的集体主义和社会团结，不得不强调国家的决断力和强制力。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团结与过分张扬的国家优势，这两种很有特色的观念也是传统价值的基本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