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增强罪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审前羁押之一的拘留，其适用没有罪重要件的要求，而逮捕的罪重要件则是“徒刑以上刑罚”。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57条第2款规定，对于违反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被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予以逮捕。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既包括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包括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在我国，从立法角度来看，审前羁押实质上没有相应的量刑要求，此有悖于国际通行的比例原则要求，不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细分，最终必然导致审前羁押权力的滥用。而作为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无论从国际公约及各国的立法规定来看，审前羁押的适用都有一定的罪重要求。因此，我国审前羁押应有罪重范围的限制，具体可做如下规定：从可能的量刑角度考量：(1)凡是可能单处附加刑及管制、拘役、6各月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禁止适用审前羁押。(2)对于可能判处6个月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羁押，但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羁押期限不得超过可能量刑的三分之一；(3)对于可能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整个羁押期限不得超过3年；(5）对于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整个羁押期限不得超过5年，以此达到限制羁押适用范围及适用期间之目的。
（四）明晰“必要性”的适用条件
为增强审前羁押的可操作性，应对其适用“必要性”的内涵进一步明晰。在我国，审前羁押的首要目的是收集证据，而不是避免妨碍刑事诉讼的进程，此有悖于审前羁押的适用理念。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知，在我国预防再犯羁押的标准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何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立法未做进一步的规定。就预防再犯而言，其可操作性并不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审前羁押“必要性”应进一步明晰，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根据一定的事实，可以确定被指控人有逃跑、隐藏等逃避诉讼之危险，(2)根据被指控人的行为，其可能毁灭、变造、隐匿或者伪造证据，或以不正当方式向共同行为人、证人及鉴定人施加影响，或让其他人去实施该类行为等。(3)就预防再犯而言，主要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惯犯、累犯，还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在当地有无固定的住所、稳定收入来源等；另外，还应关注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及归案后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认识程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