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90年开始实施的《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凡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须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报经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审批后，方可到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具体到学生参加考试，更改民族成分需要过五关：（1）伪造父亲或母亲的民族成分证明；（2）通过民族事务主管部门的审查（3）经公安部门审批；（4）更改考生的户口簿和身份证；（5）在高考报名点老师的监督下，报名参考，获得加分资格。何川洋更改民族身份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15岁。如果说伪造身份证明，经相关部门审批都是在其父母操办下完成的，那么，学校的学籍档案应该是他本人填写，或至少说本人是知情的。15岁的年龄，虽不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但在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上，必定是具备了相应的责任能力。高考报名时，再度填写民族身份，年满17岁的何川洋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已不能说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要知道，高考报名的所有个人档案信息都是由本人填写，如果说未满18岁，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高考报名由考生本人填写的报名信息还有何意义呢？因此，不能说何川洋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享受了父母所给予的利益，而是他也参与了这项造假事件，至多不过说他可能是“从犯”罢了。

　　2. 北大是否有权“弃录”何川洋？

　　向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的北京大学，在高考成绩揭晓后，便主动于填报北大的何川洋联系，面谈后许诺他被光华管理学院预录。但随着身份造假事件的争议愈演愈烈，7月2日凌晨，北大又以短信告知放弃录取何川洋。于是乎，北大也成为众人争议的对象。著名律师周泽首先发难，于7月4日在《新京报》发表《弃录何川洋涉嫌违法》。次日，学者陈步雷在《新京报》发表回应文章《弃录何川洋无涉违法》。除此之外，法律学者张千帆，《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童大焕，评论家盛大林等人均撰文发表高见。[4]

　　众专家见仁见智，观点一分为二，答案经纬分明，理由分明是“情”与“法”的较量。认为北大弃录何川洋并无不当，甚至为其大唱赞歌的评论家盛大林先生认为，北大应该就是纯洁的“象牙塔”，应该把诚信的道德品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可北大弃录合法的陈步雷认为，何川洋和北大之间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考生可以报考、要约，学校可以选择、承诺。即使是一比一地投档，北大也没有义务录取重庆投送来的所有考生，更何况是按照1.2比1的比例投档。”法律学者张千帆也认为“诚实和信用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个人素质，应该作为决定录取的重要因素”，北大弃录是有一定理由的。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诚信的重要性，甚至从情感上来说，笔者也认为堂堂北京大学是应当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但从现有的制度来看，北大的做法则未免失当。周泽律师对其的指责颇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