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中国法治建设中的话语悖论

　　从根本上看，信仰从来都不是、也无需一种言词的表白，而是一个人的活动所展现的他/她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未必不是如此。

——苏力[1]

　　2005年夏天，一个名叫李洋的少年，摘取海南省高考状元的桂冠，却因“高考移民”的身份，未能被理想中的清华大学录取。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煎熬之后，戏剧般地收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抛来的橄榄枝：一纸录取通知书外加44万港币的状元奖学金。[2]如此超乎其年龄所能承受的“大喜－大悲－大喜”的人生过山车，不仅牵动着状元李洋及其家人的心，也同样引起朝野的轰动。围绕此次事件的风风雨雨，争吵乃至愤怒的声音不绝于耳。然在争吵中，却存在一个法治的盲区，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如今，近两年的时间已平息了这场风波，更凸显出“李洋事件”中的困境：法律话语和法治实践的缺场。本文以此事件为对象，分析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和解决路径，以及由此所映射出的我国法治建设的误区和充满艰辛的缘由。

　　一、基本案情及其背景

　　李洋，17年前的夏天出生在湖北仙桃一普通家庭。因为中国的高考招生计划下发到省、市一级，以地域分配招生指标。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地办学规模、人口基数、教育条件等存在较大差距，以及分配的指标上也有较大悬殊，导致省、市之间的招生录取率和高考录取分数有很大差距。李洋所在的湖北，因人口多，指标少，再加上教育质量相对较高。每年的高考录取分数较其他地区要高许多。于是一部分考生便通过各种手段将户口迁移，从而在教育质量好的地方接受教育，却选择到录取分数较低的地方报考。这就是所谓的高考移民。新疆、内蒙古和陕西等录取分数较低的北方省份一直是移民的选择。海南因其“一多一高二低”[3]也成为高考移民的向往之地。李洋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一员。[4]

　　海南接纳“高考移民”由来已久。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海南为拯救一蹶不振的楼市，处置积压房产，国务院曾先后下发过两个加快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的方案，给予海南省许多优惠政策。在此大背景下， 1999年，海南省政府曾出台《海南省积压商品房转化为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并以琼府办119号文下发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流通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通知第二条规定：“凡购买25平方米积压商品房的给予1人入户指标。入户对象由购房者择定……在校学生从入户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待遇。”正是从这年起，“高考移民”从少数人享受的权利，逐渐随“购房入户”政策变得大众化起来。从海南省教育部门提供的“高考移民”人数上看到：1999年198人，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则达1875人，占当年全省考生总数的9.5％，2004年达到近3000人，2005年则暴增至9800多人。[5]海南“高考移民”的不断增加，或多或少地刺激了泡沫经济后海南积压房地产的销售。然而，“移民考生”大量占据“本土考生”录取名额的社会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控制“高考移民”的呼声与日俱增。

　　2003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响应民众的呼声，为保护本地考生的利益，出台了专门规定，高考考生的户口学籍在海南省必须满两年，并且需要在海南省就读满两年，才有资格享受和本地考生同样的待遇。假如只是户口学籍在本省，没有在当地读满两年，那么就要被限报一类本科，只能报考二本及其以下的学校。[6]

　　2005年4月，海南省教育厅等部门又联合发文，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按照高考报名条件，对每一名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审查。5月16日，海南省取消了340名同时在两省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考试资格。5月28日，83名“高考移民”考生家长在《海南省340名被非法剥夺高考资格考生的家长代表联名申诉的紧急请求》上签名，并向国家信访部门反映情况。部分“高考移民”的考生家长还来到海南省政府上访。5月31日，重重压力之下的海南省教育主管部门恢复了“高考移民”考生的考试资格。[7]

　　6月24日高考成绩揭晓，海南省教育部门接到举报，认为理科状元有可能是“高考移民”。经调查发现，李洋高二阶段并未正式在海南就读，其大部分时间都在湖北老家的学校上学。而海南省今年的报名政策明确要求，考生高中后两个学年须均在海南省就读（不含仅将学籍挂靠在本省学校，而本人在省外学校就读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