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租车上，驾驶员问明我的意图之后说，去景洪参加旅游团，还要经过勐海去缅甸，不如他直接带我去缅甸。我说你能开车带我过去吗？他说可以。因为在这之前，他已向我说明他是当年的重庆下放知青，在这里与一傣族姑娘结婚后，就留在了这里。我也就十分放心地让他把车调头，直接去了缅甸。

　　过边境的时候，我连车都没下，只是将身份证交给那驾驶员就办好了通行证。

　　在缅甸，我参观了禁毒博物馆，看了人妖表演和大象表演，也看了艳舞。值得一提的是看艳舞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官员，因为在表演大厅里，他们相互招呼的都是赵科长、王处长之类的官衔。

　　在离开缅甸回国的时候，边防站的工作人员仅仅是在车上喷洒了一种消毒药水，边防武警也只是看了看我的身份证。而我的旅行包就放在车上，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当时我就好生奇怪，难道他们就不怕我携带毒品？还是那位驾驶员告诉我，那些边防武警都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根据你的身份和表情就能判断你会不会携带毒品的。并且在那里，小打小闹的携带毒品也是没人管的，边境上的中国老百姓去缅甸不带毒品，就象我们内地人赶集不买菜一样。

　　当天晚上，我就赶到景洪，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景洪去了沈阳。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一天的出租车费才300元，我觉得驾驶员要的太少了，就又多给了他50元的“导游费”。

　　就这些？阿玉的好奇心显然没有得到满足。

　　我说：那个时候，法律规定好象很有钢性，只要律师拿出法律依据，无论公安、检察或法院，都不敢越“雷池”的，而不象今天，你就是拿一块煤球放到审判庭里，法官也敢说它是白的。那个时候，边境线上防范如此之“松”，也没见发生多大的问题，而现在，就连内地开个大型会议也要出动全部公安、武警，连菜刀都不能上架，这究竟是怎么啦？

　　阿玉说，真的，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几个老律师都不想干了，想改行，我现在去做律师真不知道是祸还是福。

　　应该是福，我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国家会慢慢好起来的。

　　现在缅甸的去不了啦。阿玉话题一转，告诉“白雪”说：明天我们去野象谷。

　　我们明天也去野象谷。我说：明天不再参加旅游团了，准备找一辆出租车直接去，这样可以自由一些，并且节省一些时间。

　　阿玉说：明天我们也不参加旅游团，这里有一个同学会开车带我们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