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重庆钉子户”案具有典型意义。有人说此案行为人“在道德教化上起了不良示范作用”，实为“刁民”。笔者对此实在不敢苟同，尤其是此话出自一位私法教授之口，更是让人心生感慨。曾几何时，“刁民”一词重现，罩在包括“上访”人员和“钉子户”在内的诸多人等头上。言说者“故调重谈”，可能表达了某种对于民粹主义倾向的警怵，但同时暴露了其内心深处的威权意识，以及习惯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秩序格局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此种措辞主要用诸于上述公民，而且出自公共权力与个别学者之口，说明一种基于“治安”，而非公民政治的命意，依然笼罩在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深处。[11]换言之，如果说刻下官方针对“上访”与“群体性事件”的整体进路可以概括为以“治安”来对付“政治”，而不是以“政治”来接应“政治”的话，那么，就诸多“钉子户”事件来看，则为将原本属于社会进程和法律程序的问题，直接等同于“治安”事件，以“治安”取替“法律程序”、压抑“社会进程”。一旦难以奏效，甚至径直运用警力，反将事态恶化。有时候又糊涂胆大，将原本属于“治安”的事件故意上纲为“政治事件”，为刑事措置张本。就本案而言，初以行政手段来对付原本属于法律的问题;迄至“事情闹大”，已成社会公共事件并产生“政治影响”之际，又希望诉诸“治安”，而非将其化约为法权程序或者“政治谈判”，其实均源于上述思路。
其间错位脱节，表明治道羸弱，才是十足的危机所在。刻下中国正属多事之秋，需要“政治头脑”，以“政治”接应“政治”，才是通达和平之路的治道。此种“政治”而非“治安”的致思方式和行事策略，其要害在于双方地位平等，如果不能接受“平等”二字，并且满足“平等”诉求，势必难免动乱之源。[12]而平等，其在今日中国社会和“我们中国人民”当中，一如在当年托克维尔所言说的那片土地上，追求它的激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13]塞缪尔·亨廷顿以1950 -1960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政治动乱现象为例，得出结论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遽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政治体制的发展与政治开放的进程却步履蹒跚，以致于此。
换言之，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诉求日新月异，而因应性的政治组织化与制度化不足，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无法满足前者的需求，导致广泛不满，终于酿成乱象。前文曾经提到当年托克维尔的感喟，其实他还同时考量了“人类提高和改善自己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的速度，必须同步于他们“追求平等地位”的速度的重要性。抚今追昔，亨氏的论述似乎是在用20世纪的材料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而中国今日的情形则又佐证了亨氏的论说，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二位论述的针对性和解释力。此外，上述“刁民”论与“治安”策，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诉求与“顺民”政治混为一谈，将基于权责安排的法权算计化约为道德规训，既误解了共和主义的真精神，也违背法治的要义，更是以高高在上的道德姿态表明了自己的不道德。
诸位，我们知道，所谓的“钉子户”，情形复杂，千差万别，难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多半分享着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均拥有合法房产，不想搬走，不愿“拆迁”。有的人家，祖孙相延，久居福地，达三、四代之久，对于家传老宅眷念情深，例属人类基本情感。而且，由于房产所处区位较好，或在闹市，或在传统居住集中区域，一般生活便利，相对具有市场潜力，不愿搬走或者要求给予较高补偿，自属人之常情，商之常例，法之常理。对方或为地产商人，或为强势公权，就是要赶走而后快，而且常常是以公共利益为名，理直气壮，理不直气也壮。最后的结局，或悲或喜。悲则推土机直接上场，将一个家公然毁给你看;喜则各取所需，拿钱走人，得地开工。最怕僵持不下，谁也动不了谁。于是，一场拉锯战便开始了。
拉锯之中，不仅牵扯到政府能否动用公共权力进行“强制拆迁”这一公权行使的合宪性考问，而且，就具体制度安排而言，当公私两益相争之际，公共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其以“公共利益”为幡收编私益，要求后者作出牺牲，则其利益本身之“公共性”如何界定等等，均需揆诸人情，考诸商规，诉诸法理，具体审论。就刻下中国来看，不少情形下，公共讨论和公共理性的介入，是达成公义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拆迁本身秉诸“公共利益”之名，而实际却为“商业开发”之际，凭藉信息公开和公共讨论，公共理性才能有用武之地。实际上，包括“全民网议”在内的公共讨论形式，已经在诸多公共事件中发挥了公共讨论的效果。
抛开这一切不论，仅就“重庆钉子户”案而言，不管房产所有人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亦不论其诉求最后能否获得正当性支持，但在此可以申说的是，他或者她绝没有“在道德教化上起了不良示范作用”。须知，法律上所预设的“人”，法律对于人的基本定位，亦即人类的“法律形象”问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体主义的理性人作为出发点的。理性人的特性在于明是非、计得失、知趋避，以利益最大化作为为人处世的准绳。换言之，法律上的“人”作为一个平均型，是以私利为半径，将私利作无限扩大化的“恶人”。与之相应，法律自己同样是以利益调节为杠杆来实现预定目的，而宣示是非，厘别得失，引导趋避。因而，现代法律所预期的“人”，并非道义上良善、超越和完美之人，而是并且仅仅是一个明理、守法的公民，即以“明理”为据，“慎行”为凭，从而选择“守法”的积极主体。换言之，是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据法攘让的利益本位者，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法律不管阁下是不是“刁民”，关注并且仅只关注你的行为是否合法。此为现代法律对于“人”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标准，否则，便进入道德之境，而法律不入道德之域，一如道德问题难以法律解决之，本为昭昭法理，也是浩浩人意。“法律不入床第”，道出的就是这个道理，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法律效力规则。正像斤斤计较的千千万万经济人构成了市场主体，这明理守法的芸芸众生，汲汲于一己私利，才是法律所要框含与照料的对象，并且也是法律所能造就的道德主体呢! 现代法律的功用在此，其局限性也在此，一路走来，都是奈何不得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