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格局所造成的对于地权的垄断，以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而赚取巨大利差，一如对于政企分开之、简化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之迟迟不决，说到底还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问题。而赢家通吃，几乎垄断从真理、政治到生产、生活资料的一切资源，同时变成了销蚀其合法性的咒语。因此，由此对于民力和民利的盘剥，虽为公开事实，却为政治上难堪至极之事，一种政治德性污点，所以才会以回避地权的方式，避闪对于更为根本性问题的考问。在此情形下，如果说《物权法》所构建的只是有限物权，因而属于此种避闪的羞答答高技术形式回应的话，那么，置于政治正义的强大博弈场景中，此种技术派不上用场，索性就不搭理，等于关上了对话的大门。——一切问题与可能的问题，均缘此而来。
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今天公共权力主要靠资本阶级的支持来维续，而不是“三个代表”指谓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再“广大”，一日不能将自己从抽象的公民变成手上捏着选票的选民，所谓“人民最大”意义上的主权的惟一担当者，就一日无发言权，也就一日只是可有可无的私性存在，退缩于家政生活的私隐状态，满足于“舒适的自我保全”，载浮载沉，自生自灭而已。全民养胃养肾，搓脚搓麻，既表明全能型政治对于私性生活网开一面，从而允许市民社会登场，同时，又表明公共空间依然有限甚至紧箍，从而有此“退缩”的集体缺钙症状。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惯性，“好像也就无需搭理他们”遂成隐而不彰的精英寡头化的行动纲领。置此情形，他们要么退隐于家政生活的私性状态之中，以彻底的市民姿态迎接政治秩序对于他们的社会定位，要么因为面对公民身份的虚构性而落入犬儒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的盛行多少为此提供了注脚。少数人或许持守公民资格的政治权能，在守望中踯躅前行。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状态，其实都意味着中华民族建构政治秩序的百年努力稍待成功，在表明政治正义遭到政体放逐的同时，昭示的是“地主国家”的德性虚空。从而，终究而言，是对国家能力建设的釜底抽薪。
也就因此，就地权的虚置而言，正如前文所说，“中国没有农民，只有佃农”，同样不妨说，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手拿暂住证的流动人口，而因为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那种自然权利，所以，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很难说自己是整全的人。为国族计，为天下苍生计，权贵资本主义坐拥原始资本红利，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该是亟当正视的时候了。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财富分配造成将近0. 5的基尼系数之际，总会有崩盘的那一天。因此，如何启动刹车装置，藉由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以扭转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实在是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的确，在一个急遽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一定时期内公共权力独大，大政府全能照管社会，从而拨转社会前行，引领国家转型，自有其相当理据，也是一种“不得不然”。对于这类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非软弱无能的政府，甚至可能是一种较不坏的选择。实际上，所谓“失败国家”的例证即已说明，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避免此种厄运的现实选择，可能也是通达政治秩序的必经之路。但是，正如早年的美国开国大脑们所思，“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政府控制其自身。”[9]这也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10]二者的叠加和交集，就是政治秩序，甚至是一种较好的优良政治秩序。换言之，在“强有力”已成事实的情形下，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迫使它自己控制自己。
就此而言，从当下中国情形来看，“强有力”的阶段已过，刻下迫切需要的是“迫使政府控制其自身。”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中国启动转型之初，国人的普遍状态是有家族而无国族，有文化认同而无政治意识，以天下代国家，“一盘散沙”，因此，“列宁式”政党及其专政理路，自有其历史语境性，那么，此刻需要的是要让“统治者被统治”。而从明确地权开始“控制自身”，为宪制基石打夯，就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在重构性阐释中获得合法性的最佳选择。中国刻下的情形恰恰是社会早已前行，“我们人民”的主导意志超越了现有体制的意识形态，既有的体制安排不能满足已然前行的主导意志，以致形成了民意推导、催逼着公共权力被迫因应，而政府趑趄不前，甚至“拖后腿”的局面。在此情势下，政治不见形成，政治秩序不成定制，自控与他控均无切实成效。下述涉关公共利益界定和公权边界的“钉子户”一案，以一起具体“公共事件”的戏剧性，对此提供了注脚。
三、“钉子户”依法维权彰显公民德性
规制公共权力与划分公、私权利的界线，尤其是要审慎界定“公共利益”的边界，是中国此刻与未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多半会表现为一种政治过程，而只能依靠现实的社会进程并具体落实为法律过程。换言之，启动政体改革，以政治松绑来解放社会，从而解放自己，才能求得上述问题的真正解决。就刻下当务之急来看，将上述不得不依赖GDP的发展，从而不得不依赖“权钱”之间的“强强联合”进行政治统治这种公权力运行格局，转变为由普通大众经过政治过程的授权这一格局，使利益之争转型为规范之争，即政策制定的民意竞争和立法过程的利益博弈，可能是一种可欲的路径。再说一句，尽快启动政治开放进程，使中国民主这辆列车早日发车，可能是纾解“发展的不足”或者“发展的极限”的最佳安全装置，也是实现政体的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统一的较好路径。古人谓“天下无憨人，岂可妄行欺诈;世人皆苦人，何能独享安闲。”真是把话都说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