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今天的中国而言，“土地究竟属于谁?”是一个似乎早有明确答案，却并未真正解决的问题。是一统于“国家”? 还是生活在此国度中的每个耕者与居者? 人人得有遮风避雨的居所，凡耕者与居者均天然获享土地所有权，而不只是“70年居住权”或者“100年不变”的“联产承包”? 它们表现为法权安排，反映的却是政治德性，而见证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问题。正是在此，有关公共权力的边界，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土地所有权的真正归属诸项问题，遭遇到无法回避的政治正义议题，事关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和人间秩序的正当性。之所以说土地和土地所有权关乎国家的德性，现实而言，还牵扯到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国家本身的正当性，属于一种政治过程与政治建设，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断断乎绝然不能回避，其因在此。可以说，一日不能达成分享着的地权格局，就一日难有真正的政治，从而也就不可能谈到国族的政治成熟。[8]
二、土地所有权事关政治正当性
刻下中国，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原始积累业已完成，不期然间步入了某种“权贵资本主义”形态。此种权贵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裙带式的”，表现为政治上家族性的权力接班与经济上的产业接管和利益承继，而且更主要的是演变为权力与资本之间整体性的体制性融洽“拍档”。经由30年的经营，以共同寻租作为纽带，权力与资本相互为用，各取所需，荣损一体，朋比为奸，已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事实，也是熟见的生活场景。但看酒肆密室，一桌之上，书记与经理联袂拥坐，董事长和检察长称兄道弟，便知其间勾兑，二位一体，鱼水情深。十多年来，虽说“左”、“右”两派都曾努力影响现实决策，各往“福利”或者“自由”方向拉扯，以缔造公平的改革成果分享格局，但是，现实政治似乎从来不受他们的左右，围绕着“裙带”起舞而已。如果说此为刻下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事实的话，那么，正是这一政治事实销蚀着政治的合法性，妨碍着中华民族政治秩序的建构，败坏了人们对于“改革”的胃口;如果说此为刻下中国社会熟见的生活场景的话，那么，也正是这一生活场景时时刻刻在嘲讽着人民对于人世生活的社会憧憬，特别是粉碎了“我们人民”对于“中国”的社会想象和伦理期许，导致中国社会的接近分裂和高度紧张。
凡此格局表明，一定意义上，公共权力成了资本阶级的“打手”，资本因为“让利”而挟持了权力，更加有恃无恐。所谓“威权推动市场，市场强化威权”，道出的就是这种威权市场体制的内在机理，营造出威权市场机理的政治表象。二十多年来，国民收入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更是远逊于政府的财税收入，盖因权力与资本对于国民财富进行了强力抽吸，民利难蓄。国民消费能力有限，形成了只好依赖出口，特别是向美国出口的格局，而将中美两国纽结为各有打算的“难兄难弟”。与此同时，较诸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其他部分，民生份额失之于均衡，不免对于“利为民所谋”的宣示形成了绝大讽刺。特别是在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以致“国富民穷”的局面已成建制，使得所谓“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傥论，飘忽轻薄，几乎变成了一种了冷酷的黑色幽默，在在彰显的是既得利益者对于被剥夺者的恶意嘲讽。因此，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干事创业”的压力下，为了维续政治统治的“GDP合法性”，不惜堕落为资本的“打手”和“佣人”，乃至出现基层政权的“苏丹化”现象，实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像日常生活场景中昭显的那样，“官员傍大款”与“大款养官员”，成为中国公共生活中的政治景观，经济活动中的社会事实，同样源于这一机理。
此种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原因甚众，在公共权力本身立论，亦有“不得不然”之处。抛开种种枝节，其主要根源在于公权力以党国一体下的专政体制为支柱，因而，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完全仰赖于这一体制的撑持，否则即无力量，亦无道义凭恃。而这个体制的维系必须要照顾到给这个体制提供强大支撑力的一个阶层，某种意义上，这个阶层有力地推动了GDP的发展，而GDP增长及其拉动的社会政治与心理效应，是此刻这个体制最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理解“保八”的政治意义和现实考量。这个阶层不是别的，就是权贵资本阶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分工合作，在此刻中国社会的场景下，早已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将全体公民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景扯得粉碎。在今天的中国，它表现为以“太子党”为核心的权贵政经集团。在过往的30年中，他们于实践“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诸如“价格双轨”、“大小非解禁”、特别是“企业转制”等权钱交易原始积累的巧取豪夺起家，如今占据党政、经济、传媒乃至文化要津，是改革成果的最大赢家，是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主人。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大而言之，为何今天中国竭力回避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对于公共利益的政法界定，小而言之，为何对于建立官员收入与财产公示的阳光制度之再三推搪，口惠而实不至，甚至竭力阻挠。究其实质，它所回避的是对于统治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考问，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权力来源这一最为深层的政治正义;它所推搪和阻挠的是开放政治与政治公开的现代政道，一种关于包括地权在内的秩序安排的较好选择。如此一条路走到黑，正说明地权的法权安排是宪制的基石，表征政治正义和国家德性，而“地主国家”所形成的公共权力垄断地权的局面，恰恰无法经受此种考问，因而，干脆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或者，希望于亡故左右而言他之中，以拖制变。
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赢家通吃的逻辑，对于从真理到政经一切利益的全权垄断企图，才是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本原因。须知，晚近中国一百多年的社会文化转型，讲述的是一个世俗化的演变过程。世俗理性主义一变而为毫无廉耻的拜金狂潮，扭曲了财富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基本背景下，财富对于权力与权利的奠基性意义，公民自由和国民财产权益的双向捆绑，构成了包括官民在内的一切政治话语和社会憧憬的基本语境。也就因此，党派与个人之牟利和争权，表达的其实是政治向往，指向的是政治的最高形态，却以利益为驱动。正是在此，政府和国民均萦系于利来利往，国家不再是一种伦理共同体，而更主要的是一种基于信托关系所组构的政治统一体。顺此以往，正常的情形应该是，一切循沿“取之有道”前行。在此，晚近以来，依照国民共识，所谓“取之有道”的“道”，只能是宪政民主制约下的市场机制，一种法权秩序导约下的公民共和体制，无法回避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问题，更不可能逃脱政治正义的追问。税收的额度及其公平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民生投入的多寡，居民的幸福指数，等等，构成了凡此正义考问的具体指标。将此悬置，表明现有的合法性资源不足以应对现实窘迫，同时，更是将以国家为私利，藉利益集团劫持国家，从而无法向自己开刀的内在格局暴露无遗。就此而言，一个拖字诀，可谓短期有效的治术，却非长治久安的治道。也正是在此问题上，刻下中国政体全能型政府形态，难以向国民交待。特别是“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