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当代，已经世易时移。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当前以及今后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已经不是第一要务，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愈益突显，这些已经足以要求价值观的调整和转换，取代权利本位作为法的中心价值。。另一方面，当权利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乃至成滥觞之时，权利本位自身也就值得反思了。也许这样一个时代尚未到来，但第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权利本位并不能适用于一切法律制度，尤其是对法制的新问题新发展无力应对。
从现实情况看，也许民法、
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总体上坚持权利本位仍无可厚非，但有些法律领域，却必须以义务为本位来构建。只有如此，才合乎其内在的逻辑和现实的要求。我们以环境法为例来说明问题。
环境法无疑在当代法中是重要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法律部门，其原因不言而喻，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越来越不和谐。因此，需要法律出面，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纠正人对自然的不当作为。
不论是国际环境法，还是各国的环境法，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被“环境权”问题所困扰，而且，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法学中，这个问题至今未解决。这充分暴露出如果环境法要以权利本位构建，即承认个人有环境权，并且以此来构建环境法的逻辑体系，会使环境法陷入荒谬的困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史上，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的一句话，产生了“人类的环境权”说，一些国家将之写入立法，有的推而广之，将环境权作为公民权利、人权，进而写入
宪法。但是，很快，我们发现这引起很多问题和争论，权利的内涵，性质，侵权的救济等等，都很成问题。因此，在200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相应的说法退了一步，用“we are entitled to”取代了 “have rights to”的措辞，避免使用“权利（rights）”一词，免得造成国际法律文件承认环境权的误导。
国际法权威著作中对国家基本环境权利义务的归纳，完全是义务本位的；国际环境法的权威著作《国际法与环境》一书，将其归纳为可持续发展，全球环境责任，防止跨境污染。这三项中，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其他两项是实实在在的责任、义务。而在国际公法上的国家基本权利义务，可以说是权利本位的：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
时任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的伊迪丝。韦斯夫人对构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理论贡献卓著，她创造性地运用英美法上的
信托法，建构了“星球信托“的法学理论，当代人负有受托责任和义务，为当代人以及世世代代的人类管理好地球的环境与资源，并由此发展出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等环境法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理念。环境法的价值核心之一在于处理好代际公平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不妨碍后代人的发展需求。显然，后代人尚未出生，还没有权利能力，也就不是权利主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权利主体都还不存在，权利本身也就无从谈起。有人提出由当代人代理行使环境权利，但是韦斯夫人用信托而不是代理成功解释了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信托责任是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