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等级秩序，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在义务体系中，首先强调的是“君”、“父”、“兄”的义务，然后才是“臣”、“子”、“弟”的义务，也就是说位尊者、强势群体的义务在先，位卑者、弱势群体的义务在后。例外的是女子的“三从”，“幼从父兄”、“夫死从子”还可与父慈子孝相比较而存在，“既嫁从夫”对其外子而言似乎是一种单方面的义务。但中华文化也强调夫妻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这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互负义务的要求。
上述义务是道德义务，同时也是法律义务。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与道德没有明确的界限，道德往往就是法律，并且高于法律。一行为触犯了法律条文，但若符合道德的准则，常常不受法律制裁，甚至获得嘉许；一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条文的要求，但若与道德规范相悖，仍然可能受到司法的追究。即所谓“志于善而违于法者，免；志于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 刑德篇》）
与西方的真理文化不同，中华文化乃是伦理文化，也就是不讲真理的文化。既然不必求真，也就没有必要明确界定义务，更莫论权利和权力。无论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还是司法纠纷的解决，都不是以明辨是非为目的，而是以和谐为终极关怀。“礼之用，和为贵”。只要实现了和谐，也就没有必要穷究是非对错。
当然，“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中华文化不是不分是非，而是不纠缠于是非。“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大是大非还是要明确的，但小是小非就不必争论了。中华文化强调中庸之道，“庸道，常道也，”反对走极端。无论回避大义，还是睚眦必报，都不是常道。
以和谐为终极目标，达致和谐的路径的重要性便退居其次。在和谐理念的指引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在除了契约之外，多了一条温情的连接。和合文化，要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人与人和睦相处，人的物欲降低了，幸福感却提升了。
义务承担为本，与儒家的自省文化有很大关系，“一日三省吾身”，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君子应该常常检点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从内心的想法到外在的言行，是否符合孔孟之道，是否尽到了对国家，对家庭，对父母兄弟子女的义务。它是奉献型的，内省的，自律的，利他主义的。而权利本位，是另外一种文化的产物，它是欲求的，外张的，利己主义的. 义务本位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我应该做到的我做到了吗?权利本位考虑的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得到了吗？有没有人在抢夺我的东西，侵犯我的权利？
义务本位，常思己过，善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了自己（实现了成为君子，完人的人生目标），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了社会的和谐。这正是和谐的含义，正是中国思想文化追求的境界和目标。
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这两种法律思想和范式，对当代人类所遭遇和面临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仅就对环境法的影响来说，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人们对自然，对环境索取过多，肆无忌惮，竭泽而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强调对环境保护的义务呢，还是强调人的环境权（注意，环境权主要指人对环境的权利，不是环境本身的权利）？
（三）义务本位，追求和谐对当代法的价值：以环境法为例
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制度选择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适宜与否之别。同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法律制度，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30年来，权利本位的学术主张和立法实践都具有进步意义：一方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效率优先具有合理性，权利本位保障了高效率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极权时代，权力、权利、义务三者都没有界限甚至其本身也根本不存在，极权的含义就是权力无所不在，群己无界限，私权被公权压迫，无存在或发展空间。因此，在民主法制建设之初，必须以权利本位来析出权力、权利和义务，实现向法治化现代国家的转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