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讯问上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讯问与询问的区分及区分的法律设置。二者本质上都是侦查人员接触相关人员的言词交流，一般认为二者主要区别是针对嫌疑人与受害人证人等对象上的不同，其次是在交流方式及不依法配合交流的制裁方式不同。然而有些国家是不分讯问与询问的，如在美国一律概括为“谈话”，获取自白称口供，因此在吴宏耀翻译的《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中存在与疑犯的谈话此处用询问彼处用讯问的现象。然而在德国是严格将二者分开的，并明确规定不得对疑犯以询问的方式的获取有罪供述。从认识论上讲，在侦查员确定疑犯前，侦查员与任何相关人员的接触言词交流均系询问。问题由此产生。侦查单方尚未确定嫌疑人时，与任何人的接触方式均是走访询问，而在此时，有人承认了犯罪，或者“任何人”中的有些疑犯误以为侦查人员已查到他，并在询问中交待了罪行，怎么处理？查案人员是放弃查明真相效率，置受害人不顾，打断谈话，进行所谓权利告知，转为讯问，还是放任讲完，获取查证线索后，再进行权利告知，转为讯问。这其中的价值取向怎么定夺。
第二．哲学意义上的生理战与心理战。1996年笔者在学预审学时，任玉芳教授曾让学生做刑讯逼供利弊谈的辩论。当时正反方各是千秋，笔者提到审讯从野蛮的生理战向转心理操纵战，生理上的暴力伤害已被视为非法，在我国构成刑讯逼供罪或违纪。而心理操纵强迫是对心理精神上施压伤害，但是如分化瓦解、欺骗、安慰甚至催眠术等心理战绝大多数视为合法的审讯手段。从逻辑角度讲心理伤害远比生理伤害大，为什么大的反而合法呢，这对于追求文明道德的诉讼程序理念又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还是讯问需要压力，只是需要在适当限度内呢，宛如竞争没有压力就如一潭死水。
【作者简介】
李明清，毕业于湖北警官学院侦查专业与武汉大学法律专业，从事刑侦探长执法十年，现供职湖北襄樊市公安局樊城区分局。
【注释】吴宏耀翻译的《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刑事侦查）》，德雷斯勒与迈克尔斯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P 492。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孙长永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侦讯者面对嫌疑犯必须采用较低水平的道德标准，高标准则留着日常生活中跟一般人打交道。而面对可能无辜的嫌疑犯时，只需要有个限制：虽然道德或不道德的手段都可以用，但不应该采取任何可能屈打成招的手段。祥见《刑事侦讯与自白》，佛瑞德·英鲍、约翰·莱德、约瑟夫·巴克来合著，高忠义译，商业周刊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P26页。
什么程度的强迫是合理的，美国不明文许可强迫，只认定强迫与侵权。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和布雷耶指出如果警察的讯问行为残暴程度“让人的良心受到了震动”，那么该行为就当属于对正当程序条款违反。1944年最高法院曾指出在禁止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持续不断的对嫌疑人进行将近36个小时的讯问，这本身就是强迫。可参见《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刑事侦查）》P434、443页。
【参考文献】[1]法学博士王新举著《 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的惩罚》，京师法治网，2009年10月19日访问。
[2] 吴宏耀翻译的《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刑事侦查）》，[美]德雷斯勒与迈克尔斯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P421。
[3]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孙长永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4] 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M].何家宏等译.群众出版社.1992.2.
[5] 吴宏耀.侦查讯问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5.32.
[6]可参见林莉红 赵清林 黄启辉所著《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法学评论》2006年第5期
[7] 吴宏耀翻译的《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刑事侦查）》，[美]德雷斯勒与迈克尔斯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P518-522。
[8] 《我在北大听讲座（第七辑）---思想的乐章》中曹街京、张祥龙著《海德格尔与老子》，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9]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美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