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从总体上看，司法执法的活动只能也必须服从社会的舆论”[17]，但有个很大的问题：杰克逊是公共人物，以至于被媒体牵引的民意很容易同仇敌忾；而媒体的计划不仅包括在审判前丑化，还准备把摄像头送到杰克逊可能蹲的大狱，弄死一个人养活一群人。这样出来的“民意”太值得怀疑，那不是民意，是“媒意”；况且法官反舆论的审判真的反了舆论吗？法庭外来自世界近一半国家的杰克逊歌迷的欢呼就不是民意？民意如流水，我们千万要小心，“好人”“坏人”在统计上的分布是均衡的，革命队伍也可能有阶级异己分子。而之所以强调专门化，就是要在这种情况面前保持住司法冷静的头脑，防止外行领导内行。

　　然而，这似乎陷入了一个困惑：一方面民意是我们所欲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一双“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的慧眼去鉴别什么是民意。这注定是个司法上永恒的颤栗：我们无法去找到一个上帝的标准准确判断出这个意是“民”的，那个是暗的；民意是法官的政治性判断。但至少专门化所带来的司法的稳定一致，无论怎样都是法律的美德。没有专门化的前提，空谈民意那是民粹主义和司法怠惰。

　　作为专门化的司法，就要有专门化的思考方向。面对这样的关涉公共人物名誉、私隐的特大疑难案，必须有司法的智慧。作为抛头露面的公共人物，他们已经放弃了相比常人更多的人格方面的权利，当然也从中得到了更多的文化资产，如社会地位、荣誉、尊严、崇拜，它们不同于财富，在两个个体之间的移转并不会使它，或者说社会总体财富减少，文化资产是很特殊的，它具有对应性：同样缩写MJ，大多数人第一反应为什么不是缪杰（Miu Jie）而是Michael Jackson或者Michael Jordan？

　　文化资产对享有的个人和群体意味着的是信用、交易低费用。就像招聘会上，“海龟派”大体比“土鳖派”更有优势，这并不是说“海龟”单个考察一定比“土鳖”厉害多少，只是因为留洋的背景被社会所肯定，以至于鸡犬升天。但对文化资产占据越多的人，越爱惜名誉。当出现威胁这种资产的边际型情事时，他们并不希望公开，愿意私了；如果一定要诉诸公堂，舆论这块他们也竭尽所能为自己做好庭外辩护；总之不会怠慢。而一旦这样的文化资产发生破碎，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打击致命——想想三鹿奶粉，对社会而言，一种控制机制就会倾覆的可能——想想毒奶粉之后，中国奶粉行业，乃至食品业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但凡涉及文化资产的案子公开，从争议上确实可以提高原被告的名气，但争议的结果由于是大案或难案，从边际效用的角度，对享有更多文化资产的人打击更大，然而这一打击又不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实际利益，相反是社会总体资源的浪费和折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