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理论再怎么有力，逻辑再如何自洽，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以验证，那就是假说，至少也是和实践中的问题不扯边的理论。人们从杰克逊的行为做派认为他可能娈童，但仅仅是可能，法院在严格程序的指导下会认真处理这个事实审问题；再退一步，就算他是同性恋，弗朗西斯·培根、亨利·詹姆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皮奥特·伊利奇·柴可夫斯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乔治·桑塔利亚他们都是同性恋，而苏格拉底、柏拉图、莎士比亚、亚历山大大帝、居留斯·凯撒、狮心王理查德他们也可能是同性恋，世界上大多数的估计男同性恋的数量在总体2%到5%之间[11]，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顶多，算个道德问题。

　　但就是这么一个在司法系统看来没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问题的案子，因为被告是迈克尔·杰克逊顿时成为了世纪审判，人们对杰克逊的关注，其实是对杰克逊私隐的关注超过了这个技术层面相当平庸的案子本身，他们急于了解更多杰克逊背后的故事。此时，媒体架起了长枪短炮，瞄准杰克逊。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了司法官的作用，即媒体审判。这是在司法审判之外对当事人的又一次裁决，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因为是报刊媒介，它对民意的影响甚至比法院的判决书还要深远；但是媒体因为不具有司法的专业地位和水平，不可能获得形式上全面的、系统的、有效的材料；即使有，媒体也不见得能做出公正的分析，他们往往依赖直觉和道德对这个法律问题进行考量，然后将他们思考的结果向全社会公布，最后的结果是社会公众被媒体牵着鼻子走。杰克逊的案子最让后人感到痛心的就是这媒体的也许算不得过错的过错。

　　因为这并不是用某个道德概念就能掩饰过去的问题，这伴随着的是社会变化下信息的传播方式途径的变更。在初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是直接的，现时的，因此大致是对等的，你问我答。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探头不见低头见，谈不上私隐，每个人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父辈的生活已经为我辈勾勒了样态[12]，那种生活单纯得令今人乏味。随着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这种熟人社会逐步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人们的生活呈现出匿名、临时、不特定的特点和趋势，互相之间难以通过沟通建立了解和信赖，而不这样我们的社会生活又走不下去。更为激烈的是，我们对领袖、英雄、名星的崇拜，急迫地有个通道直达他们家门口，乃至屋里头，“我们许多人、甚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种希望了解他人隐秘的欲望”[13]。为什么如此？除了追星族那种“感动着你的感动，幸福着你的幸福”的情绪化因素，还有那就是具有自我保护的社会正面价值[14]。举一例，现在在社会热点问题上常常会有求职场女大学生被性骚扰的案例，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杀到现场，采访受害者、闻讯知情人、纠问招聘方、咨询法学家，最后见诸社会。人们在了解这个案子的同时——其实是在剥夺受害女大学生的私隐——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警惕：在目前找工作难的背景下，女大学生可能被招聘人威逼屈就，基于这样的担心，她们本人、家庭就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执法机构也会对这个问题引起警觉，从而对于那些坏人产生威慑。这从整个事态而言，是以牺牲相当多女大学生的私隐为代价换来的良性发展。这当中媒体就是一个个的链接，促成了一种反职场性骚扰的机制形成。但媒体之所以这样，不完全，甚至不主要基于他们有多高的道德、正义感，这是他们的工作，“狗咬人算不上新闻，人咬狗才叫新闻”，他们发现更多的“人咬狗”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利益，至于结果是可欲的还是不可欲的，这不是媒体关心的。同样的，杰克逊的所有新闻大致也是这样。买象人骨头、睡在太空舱、皮肤和鼻子、和猫王女儿的闪婚闪离、让儿女们戴面具、把小儿子拽出窗外、穿睡衣出庭，等等，试问有多少名人的故事像杰克逊这样新鲜？他似乎成为了媒体的富矿，哪怕一次另类的打扮写成的新闻都足以让媒体倍感兴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