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党的领导权不能等同于国家权力，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不是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见郭道晖：《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当时有的人写文章批判我的这些观点，说是否定党的领导。可是，他们不会料到，11年后，我这句话几乎原样地写入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曾庆红在他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见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援引这句话加以强调。任仲夷在一次谈话中也表示“非常赞同”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个提法。（见关山：《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可我却因为早说了11年而被批为“离经叛道”。
我们共产党如果不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不肃清“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遗毒，不立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在台湾的国民党不是也一度被赶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三）如何区分“左右”
“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选5卷428页）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5卷431页）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实为斯大林主义）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而言，谁更“右”？其实当时所划的“右派”大都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不打引号的真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