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而是55万或317万！），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和文革的大浩劫，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学生孙宝琮（前述《庶民报》的主编）因贴小字报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22年。一个学生姓“党”名“治国”，在校刊上发表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反对以党代政的文章（他这个真名还被党委副书记胡某误认为是作者故意用来讽刺“党天下”而用的笔名，而质问我这个主编怎么连这点也看不清，对我大加问罪），并在清华全校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黄万里（水力学专家，因反对修建造成水害的三门峡水坝而罹罪）两教授的大会上，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划为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印尼归国华侨学生冯国将在鸣放时发表演讲，控诉在肃反中对他的迫害，划为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度过几十年，曾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本是身高体壮的小伙子，划右后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的“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在“大跃进”的大饥荒期间，张、刘和其他学校的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很多人在夏季之前饿死。电机系学生陆浩清划右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第三次自杀终于成功（以上参见清华1968级毕业生丁抒写的《阳谋》）。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因言获罪，坐牢十余年，出狱后不久去世。建筑系教授程应铨划右后妻子离婚另嫁，文革中再受折腾，万念俱灰，投清华游泳池自尽……
至于有的老干部，如清华大学两位党委常委之死和前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已见一斑。而袁的结发前妻陈琏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蒋介石的政治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解放前同反动家庭决裂，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57年因她是团中央的高干（少儿部长），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离婚。文革中又因受她丈夫和她父亲的株连，被诬为“混入党内的特务”，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这位“特务”妈妈“划清界限”。她遭此天大的冤屈，举目无亲，孓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在上海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本着社会良知作一下换位思考，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