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控权模式比较分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法律控权”载体是法律，实质上是人民控权，目的是防止权力腐败。法律控权对维护民主具有巨大的保障价值，法律控权是走出“历史周期率”的长治久安之策，法律控权表征着权力廉洁运行的一般规律 [10]。现代积极、能动的行政要求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主动行动权和自由裁量权，且这些行政权力难以明确规定而往往只能采用模糊授权的方式；因此需要在宪政理念的指导下，立法机关事先规制，行政程序事中监督，司法机关事后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正如我国的学者袁曙宏所言：“西方依法行政道路并非是平缓和直线发展的，而是崎岖的和波浪式前进的。它既是民主宪政的产物，又是民主宪政的保障，它与民主宪政互动式前进：民主宪政一方面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求完善依法行政 [11]。”

　　立法置于先，行政于中间，司法为终端。尽管《宪法》和《法院组织法》都明文规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在我看来导致“法院地方化”和司法不独立的恰恰就是行政干预，而不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党委与人大的干预，因为党委与人大对司法的干预不可能是经常性，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却可能是经常性的。因此需要在具体制度安排上首先疏通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实现司法对于行政的完全独立。并且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推动司法独立的进程。因为如果没有立法上明确的程序指令和法院有力的司法审查作监督，行政程序不可能自足的完成理想的目标 [12]。

　　立法权制约行政权，司法权制约行政权，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具有内在的缺陷，即有时为了共同利益，而导致“官官相护”，人民对行政权的监督又可能由于狭隘性、弱小性、分散性而流于形式，而社会权力具有社会性和组织性强的特点，在制约权力方面具有优势。社会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法。社会权力行使的主要领域应当是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使社会权力的主体主要应当是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 [1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更多地扩大社会的权力；坚持“有限政府”的理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大社会，小政府”。制约公共权力，应充分调动社会权力和私权力的积极作用，在公权力、私权力、社会权力之间形成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