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需要澄清的是，笔者并非主张狭隘的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其实源于百年以来的法律移植历史，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本质上属于舶来学科。从整体学科体系到具体论证框架和细节概念使用，基本上都直接源于西方（包括前苏联）。面对这种“西方血统”的制度和理论，如果严格坚持所谓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只能回归故纸堆里进行历史考据，难以对现实作出有价值的回应和指引。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是面向中国实践的法学研究，也必须适度借鉴西方理论，毕竟后者也（才）是与中国司法“同宗同源”的产物。

　　四、面向中国实践：审判模式研究的中国立场

　　正是基于这种反思，陈瑞华主张诉讼法学研究应当“以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的问题”，而且重点在于真正发现中国的问题。[28]苏力则更为鲜明地主张“面向中国的法学”，“一定要（但并不是只能）研究中国问题，且要有自己的眼光，追求（能不能得到则是另一回事）自己的发现。”[29]邓正来也在批判现代化范式、“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法学应当着眼于建立“中国法律理想图景”。[30]简单说来，中国法学应当面向中国自己的问题，观照中国法律尤其是中国司法的现实，提出真正有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的理论；至于西方的经验或教训，除了作为参考和借鉴之外，其实并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证成中国理论的根据。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面向中国的法学不仅仅是面向中国的制度——虽然制度是法学研究的直接指向，而是需要首先面向中国的实践。正如黄宗智所言，中国的社科研究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31]因此仅仅超越西方化/本土化还不够，还必须透过理论观照经验，回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

　　笔者认为，面向中国实践的审判模式研究，首先必须关注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正如龙宗智所言，“在法的空间中，有法律程序的展开，控辩活动的推进，以及不同诉讼角色的扮演，而其围绕的中心，是法官对案件实体的心证形成。”[32]审判中心主义或是庭审中心主义因此也成为学界长久呼吁的目标。[33]法官判决是所有诉讼活动的直接目的和终点，也是整个诉讼过程的最高潮。以法官判决形成机制为核心来理解刑事诉讼，无疑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基于这个角度，笔者认为只有切实观照法官心证的形成过程，才能真正了解刑事诉讼的真实运作；也只有把握法官判决的具体形成机制，才能提出真正有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的关于审判模式的理论模型。

　　其次是要把法官当“人”对待。也许西方法治国家尤其是英美诸国可以将法官视为“法律帝国的公卿大臣”，[34]或者是“人民与贵族之间的天然锁链”；[35]但是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36]一定要把法官还原为真实的“人”，而非仅仅是抽象的“裁判者”。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法官个人或法院的利益往往会渗入个案的处理当中，并现实地影响到裁判的程序和结果。法官判决因而并非单纯的技术判断，而是融合价值判断和利益权衡的复合过程。正是因此，中国实践中的审判模式必然呈现诸多法官作为“人”的利益和情感。

　　再次是要还原法官的真实活动空间，跳出法庭审判这一狭窄的视角，将法官和诉讼置于更为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以便发现那些虽在法庭之外但却现实影响法官意志的因素。其中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要正视法官作为法院这一威权化的官僚组织之一员的现实，二是要承认法官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之一节点的背景。如果仅仅就法庭说审判，最终可能只会得出虚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