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救济思想的学理溯源

　　救济理念制度来源于西方法律思想文化，它是西方法律制度发展的产物。近代我国立法引进西方救济观念，逐步确立了救济法律体系。救济体制对于中国法制来说完全是件“舶来品”，中国本土并未形成系统的救济理念。其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性，中国文化是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耕文化，思想上“安土重迁”，形成的是具有浓厚中央集权色彩的专制统治法制理念，个人意识、权利观念淡薄。相反，西方法律思想文化根源于简单商品交易下的商品经济，商事活动频繁，商事规则被赋予平等、公平、自由的权利诉求。西方国家并未建立起长期的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国家，而是分权制衡的政府形态。李大钊在其发表的《一院制与二院制》一文中阐释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缘由。“以何因缘，东西之文明之生活，各驰一端，适相反对？此其故因甚复杂，而其最要之点，则在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根据不同。东方之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之生计以商业为主。惟其务农，故利于固定；惟其经营商故利于流通。惟其固定居处之久也，故血流日繁，而庞大之家族主义可以盛行；惟其流通之远也，故族系日分，而简单之个人主义于以建立。”[i]

　　中国法律传统、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观念有其自身特色。中国古代法制是高压式的专制统治与绝对义务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仅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人民是没有自由权可言的。人民权利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也缺乏救济权的现实基础。中国古代法律，法与律是分离的，所谓法律主要是讲“律”的，及是刑律。中华法系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规范体系——刑法镇压思想根深蒂固。统治者以律作为凌驾于人民头上的“刑具”，严格限制人民的思想、行为和活动。重刑主义一直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抹煞了民主与法制的萌芽，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风险自担，没有法律上的权利，而完全是受法律束缚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