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非想指责法官、检察官，更不是想为警察推卸责任。而是想说明，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并非是哪个人、那个职业群体的单独过错。正如许多法学家早就指出的，佘祥林一案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司法的观念之弊、体制之弊、制度之弊，更大一点说是政治制度之弊。作为个人，每个参与办案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只是中国司法这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上的几个零件，在既定的运行轨道上，他们又有多少选择？换句话说，即便换成你我，难道就能保证此案不办错？设想一下，面对层层加码的“限期破案”“命案必破”，面对上级领导批示和政法委的协调定案，面对受害家属的联名上访，面对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不管换成谁，又能保持多少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抉择？

　　现在，步佘祥林冤假错案的后尘，又出现了赵作海冤假错案，从1997年10月8日下午，荆门市政法委关于佘祥林案的协调会，到2002年八九月份，商丘市政法委组织一个关于赵作海案的专题研究会，时间间隔不足五年，由于上述两个会议的决定，使得佘祥林、赵作海都受到了十一年之久的冤狱之苦。也使此两起冤假错案涉案的公检法人员遭追查。潘余均事件绝对不能再次发生！沉痛的教训确确实实的应该吸取啦。为此，我已于2010年5月17日发表了《声援赵作海强烈要求把王师烂引渡回国接受人民的审判》的博文。真心希望“杀妻冤案自杀民警盖棺无定论”【请详见：2005年5月30日《北京晚报》A27版】五年前的现象，万万不要再重演。

　　毛立新《对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几点追问》文章，接下来所提出的观点，我认为也是很有道理、非常精辟的，故亦摘录如下：

　　“潘余均走了，他到底怀着何种屈怨，以致如此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不管他对佘祥林一案负有多大责任，都罪不至死。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均应受到同等的关注和珍视。现在，面对这名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要问的是：是否应有人对此亡负责呢？报载，5月21日潘被湖北省纪委工作人员带至武汉市黄陂区隔离审查，24日中午他给妻子打电话称“是偷跑出来的，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了，我先走了”，25日凌晨即被发现自缢身亡。由于不了解知详情，笔者不敢断言潘余均是否受到过某种非正常的对待。但至少可以提出几点质疑：一是所谓“隔离审查”，是“两规”还是“两指”，如果二者都不是，那又是什么，依据何在？二是在“隔离审查”期间，潘余均又何以能够“偷跑出来”，这是否属于工作“失误”或者“事故”，应否有人负责？三是潘余均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是否遭受了不人道、有伤人格尊严的审查方式，使其备感屈辱，萌生去意？四是潘余均作为当年佘祥林专案组排名最后的一名民警，是否在审查中被迫承担了与其身份、地位和作用并不相称的责任与压力，使他备感委屈和不公正，以致死前仍在念叨“我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