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现代早期的发育过程是极为重要的，没有这个发育过程，很难想象中国从一个幼儿可以摇身一变为全球化时代的巨人，这从发生学上很难解释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要完全克隆西方早期现代的过程，亦步亦趋，机械补课。例如，早期现代的宗教之争问题显然在中国就不会有重大的影响，君主论问题也没有必要沉渣泛起。但是，即便是这两个问题，就其实质，其实我们也还是绕不开的，假如君主论并不是要搞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而是涉及如何塑造出一个国家主权的拟制形态，如何把人民主权肉身化赋形的问题，我们就依然摆脱不掉。同样，关于宗教纷争问题，当然，我们不会有天主教与新教之争的重大问题，但如果涉及一个现代政治的神学基础问题，尤其是文明价值论问题，以及文明背后是否需要一个神意（或先验）的依据，人民公意的背后是否有传统赓续问题，则中国的现代政治的价值之争依然存在。至于其他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关于战争与和平等，关于世界秩序，关于宪政主义，等等，都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也许现代战争的形式有了变化，和平的法权基础不同了，全球化时代的贸易与货币金融体系变了，以及全球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出现了国际正义的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早期现代构建的现代形态相关联，简单地套用现代性，用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加以处理都是空泛的。我们只能进入历史的场景之中面对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得审慎解答。
对于中国来说，随着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最为关键的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政治的构建问题，与此对应的早期现代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这个现代政治、新的文明政治体的构建问题。这些问题集中指向的都是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政治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从道德角度来说，现代政治不如古典政治高贵（只不过是奴隶主的高贵），但它在现时代是一个较为不错（全体人民的）的底线构建。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吸收西方早期现代思想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历史往往比言辞更有教益，因为它们是活生生的，是人类经历过的，有着血和泪的洗礼。所以，现代政治要与历史结合，透过历史来看现代政治要比透过玄学来看现代政治更符合审慎的政治之本性。
【作者简介】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马基雅维里、格劳秀斯、博丹、霍布斯、洛克，以及施特劳斯的代表作，从略。
{2}萨拜因：《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