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现代商业资本主义。
前面我分析了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教会（天主教、新教）、国王（现代意义上的君主）、贵族（旧制度的特权享有者）。除此之外，在早期现代那里，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在逐渐的萌生出来，这个新的因素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后来的产业资本家，而是商人或商业资本家（因为地主大多是形形色色的贵族，他们属于土地财富的所有者）。资本家（产业资本家、企业家）和工人阶级，在早期现代那里都还没有发育完成。在早期现代，两种主要的财富，土地与商业，滋生出两类政治力量，前者主要是大贵族，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一些小土地所有者上升为上等人，而较大的财富群体主要是商人，其中也有一些贵族从商，此时等级身份是松动的，可以买卖贵族称号。商人包括地主、银行家、运输商等，还有包税商、股票经纪人、股票持有者，等等。这个时代，重商主义流行，新大陆的发现，战争成本的剧增，银行、信托机制的发明，具有殖民性质的专属经营权（东印度公司）的设立，海洋贸易的扩展，货币流通的加快，等等，各类投资商、证券商、贸易商和谷物商、军备供贷商、公债经纪人等，在早期现代那里逐渐开始占据历史的舞台。这些人有些也是大的贵族和教士，但多数还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市民，这就为当时的政治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看到，一个现代的商业资本主义的雏形初步形成，这就为后来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总之，我粗略从七个方面勾勒了早期现代思想的大致节点和要津，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的一些基础性的思想要点。在这个时期，所谓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各种主义，作为系统性的思想意识形态，都还没有产生，它们的粉墨登场还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但是，它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早在这个早期现代就孕育出来了，所以，不理解早期现代，就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政治与现代思想，可以说它们为19世纪以来的种种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前提。
最后，谈一下早期现代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我在我的著述中多次论述了我的基本看法，那就是，我认为中国一百五十年的社会转型，属于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到今天还远未完成，或者说我们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的建构，但我们又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因素的冲击。所以对中国问题来说，我一直强调要用这样一个政治逻辑及其历史的同构性来参照对应我们解读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在我看来，中国政治社会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大致处在西方16世纪初开始孕育的早期现代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思想与西方早期现代的思想具有逻辑的同构性，而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关涉并不十分重大。当然，西方早期现代的问题有一些是已经初步解决，并塑造出了一些成熟的政治形态，有一些是在19、20世纪才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所谓的解决也并不是绝对完善的，所以西方的现代政治问题一直绵延不断，据此才有了现代性的三波浪潮之说，有了现代政治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说。中国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把自己纳入现代政治终结的虚无主义的场域之中，认为我们遇到的问题似乎可以绕过西方早期现代的上述诸多主要问题域，而一步从鸦片战争之祸跨入到后现代社会，我觉得这样一个中西历史的叙事是有失偏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