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教改革中的现代政治。
西方社会自古典城邦制解体之后，便与基督教产生了不解之缘，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基督教有关，至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以及王权-神权的二元政教关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演变，也都与基督教有关。具体一点说，影响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改革的张力性关系，如何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构成了早期现代思想史中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又都与早期的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密切关系，而其中新教又分成三类：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英国国教，所以，这个时期的欧洲现代政治，异常复杂多变，西班牙的天主教及其政教国家（神圣罗马帝国），与新教的关系，加尔文新教在日内瓦、荷兰的扩张，法国的天主教政教国家与胡格诺教的关系，英国的国教与天主教、清教的复杂纠纷，路德教与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国的关系，等等，是我们考察早期现代思想史的重要背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原先“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封建制时代相对平衡的政教关系的二元机制被打破了，新教国家的出现，使得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就为现代社会的凸显，为未来欧洲的政教分离，尤其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独自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放领域。
第三，海洋政治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隐秘关系。
在这个时间段中，欧洲发生了三十年战争。虽然它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打的，但无异于早期现代的世界大战，此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奠定了早期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英国虽然并没有积极参与这场战争，也没有派代表签署合约，但在我看来，这个合约却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政治的介入提供了一个通道。这是我的独特看法。因为在这个合约中，实际上西班牙和荷兰已经深度介入其中了，除了年鉴学派所提出的地中海的因素之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史的视野来看，西班牙和荷兰之所以能够凸显，并激发了法国和后来德国的民族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君主制，是与一个新的世界通道——全球海洋相关联的。在当时，英国虽然还并没有强大到纵横捭阖于欧洲大陆腹地的地位，但这个合约所奠定的世界秩序，却为自由海洋的全面扩展，特别是为英国后来超越西班牙、荷兰成为海洋霸主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法支撑。在此，我们应该感叹格劳秀斯的深邃洞见，他构建的基于海洋法权的新政治理论，为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提供了理论的蓝图，鉴于此，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大陆三十年战争为缘由而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中，隐含着对现代政体意义上的海洋世界的开放。正是沿着这个路径，荷兰和英国很快在早期现代的政治格局中上升为欧洲强国，此后的美利坚共和国，接续这个海洋政治的衣钵进一步扩展，从而塑造出现代政治的英美主导的国内与国际双重的法律与政治秩序，直到今天，这个格局与大势依然没有隐退或败北。对于这个海洋政治，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