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在政党内部，甚至在单个的政府职能部门内部，也会产生相对独立的派别和团体，现实政治中常有“跟对人”、“站错队”的说法，一个政治参与人对派别或团体选择的正确与否，常能成为其仕途能否顺畅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其实，“站队”与“跟人”的最终指向，是所属群体对某个政治参与人帮助的可能和程度问题，“站队”和“跟人”行为，也不过是对某一领导人“带领下”的相对独立的群体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的预期，当然这种预期受到个人理性有限的制约，有时也许是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如某些天然身份，如校友、战友等等），但人性中“群”的因素决定了很难有政治参与人游离于派别之外独善其身，这何尝不是政治中人性寻求归属和依凭——“群”的体现？

　　（三）人性中的“乐”与政治人的享乐追求。不管人的心理欲求何其丰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首先是一个生物，具有“饮食男女”、“食色之欲”等自然属性的特征，政治参与人也不例外。政治人人性中的“乐”，是指政治参与人通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期望达到舒适、情感、消遣、快乐等生活状态的心理渴望。[13]这种“乐”固然与其他人对“乐”的追求并无不同，但由于求“乐”的心理倾向会影响甚至改变政治参与人理应具有的目标追求和结果导向，影响甚至政治人参与人的行为属性和行为方式，其后果可能是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社会的期待相背离，故在此有单独论述的必要。

　　不管如何通过教化去寻求精神的超越和救赎，人首先是一个肉体的存在。自利是生命存在的动机，也是生命存在的条件，更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从荀子到韩非子；从亚当·斯密到布坎南；从柏拉图到洛克、霍布斯；以及威廉·配弟、斯宾诺莎、马基雅维里、马克思等先哲们，都不否认人性中追求自利的属性——就是那些最极端的道德论者，在谈及人性时都不否认人具有追求“自利”的永恒特征——即使他们认为是这种自利是一种“有限的自利”。不仅如此，现代经济学以人的自利性为基本预设来构建该学科，其中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并对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经济学帝国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称谓，恰恰反映了这种人性假设的扩张态势和合理之处。对于人性中“自利”、“求乐”的表现，现有文献已有相当精准的论述，笔者不再赘述。

　　二、从政治人人性看国家干预经济中的政府失灵

　　一如前文所述，任何制度的制定和运行都不可避免的和人发生关联，任何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人性基础之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作为一门政治艺术，作为一项权力委托，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理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对市场缺陷的有效克服为依归。然而，现存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有时却因干预的错位、缺位、越位导致干预的功能失调和效用消减，亦即因所谓的“政府失灵”偏离人们的期待。本部分中，笔者借助上文对政治中人性的揭示，试图分析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现象产生的人性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