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现代政治系统都包含一个特定的干预经济的子系统，其发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根据，在于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功能联系——由于市场失灵作为市场的内生品格不可避免，通过来自国家的干预以有效消除市场机制的负效应便有了正当的社会基础。然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势都表明，来自政府的干预并非“父爱”般的存在——这种隐含了秩序建构主义逻辑的行为，在实践中又会因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对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构成威胁和破坏。因此，对“政府失灵”内在机理的准确认定和有效克服，理应成为经济法思维的“起点和终点”，也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经济法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诸多的文献对作为经济法核心理论支柱之一的“政府失灵”的论述，大致都围绕干预主体智识有限、利益偏好、能力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干预越位、干预错位、干预缺位等内容进行，这些论述的意义和贡献固然勿庸置疑，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政府失灵”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作为主体的“人”与“政府失灵”现象是否具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导致“政府失灵”的人性基础是什么？休谟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基于人性在科学中的作用，他还认为，如果我们对人性有了透彻的把握，我们在任何学科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学科的“首都和心脏”，便是人性本身。[1]在笔者看来，即便是最具工具理性和技术优势的制度，其产生和运行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人发生关联，而人性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才是“政府失灵”更为深刻的原因。因此，只有从人的角度对“政府失灵”进行认知和解读，通过对隐藏在“政府失灵”背后的人性问题的探求和关注，才可能为我们正确解析“政府失灵”提供一个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也才可能为“政府失灵”的最终克服提供一个有效的路径和方向。

　　一、从人性之品格直面政治人的人性真实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前殿墙壁上雕刻着的箴言。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无数学人围绕着“人是什么”、“什么是人性”的问题，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哲学思潮和哲学流派。作为对人的自我追问，人性问题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来说，它具有前提的意义。[2] 然而，人的问题却又一个具有无限丰富性的问题，人性到底是什么？不管是传统“善”、“恶”的基本判断，还是“政治人”、“经济人”、“道德人”、“审美人”、“宗教人”、“社会人”的分类，以及人性究竟是人的本质还是人与动物之区别的分歧，似乎都说明人性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博大艰深、无法统一、难以捉摸的神秘命题。实际上，人性是人基于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天然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既包括人的社会性也包括人的生物性，它决定了人的意志和行为，因而也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人性是人作为人的天然本能，是人的一切活动和外部表征的内在根据。[3] 也许我们的确无法穷尽描述人性的方方面面，但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无力真实描述现象的方方面面，并不会使理论无效，相反，一种企图忠实复制经验世界全部真实性的理论却不是真正的理论，它只是一种描述”。[4]“就个体人性而言，生、性、群、强、乐是每一个人在完成自身生命历程中的必然追求”。[5]基于这样的理念检视政治中的人性，笔者认为，政治中的人性主要体现在人性的强、群、乐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