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卷中，西塞罗以小西庇阿的口吻回顾了罗马城的建成，并高度赞扬了罗慕洛斯的丰功伟绩。在回顾之前，小西庇阿对众人说道：“我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许多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天才之上；它不是一代人建立的，而是多少个世纪间由许多老前辈建立的”。

　　小西庇阿的这段话其实内涵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真正指代的并非罗马城，而是罗马的民主政治和法律，宗教与文化，乃是需要几十代人的创造累积而成的。这也使得今天当我们提及“古罗马”一词时，首当其冲想到的，便是它的精神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所代表的智慧集中体现在了政治体制和它们的运作方式上。西塞罗当时极力倡导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智慧的结晶——共和制。因为与王政时代粗糙的政治设计相比，由执政官、保民官和元老院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无疑更值得罗马人自豪。但纵观古今，无论是多么精巧的制度设计，其实质仍是为了消解、掩盖社会矛盾，以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所以人既是社会的动物，又是制度的奴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几乎所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平民与贵族的权力之争这对矛盾展开的。但几百年间，由于双方都将争斗控制在国家可以负载的范围内，因此争斗本身也成为了共和制运作的一种常态。但伴随疆域的扩展和财富的增加，共和国逐渐呈现出了帝国化趋势，征服的欲望充斥于人们心中，人们开始从心理上拒绝理性的制度设计，反而认为权力的制衡无异于权力的束缚。在这种状况下，共和制在国民心中体现一种对理性的绝望，对可计算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阿诺德·汤因比曾言：“历史最大的本质就是变化无常。”因此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政治制度，也难保不会被倾覆。我们今天所能领会到的历史经验，就在于如何接受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变化无常，又将这种无常蕴之于“天恒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发展规律中去。如能做到这一步，便可谓政治家了。

　　对于罗慕洛斯漫长的建城历史我们不再言说，这里要提及的，是他在37年的统治中为共和国留下的两块基石：占卜和元老院。前一个说的是宗教，后一个说的是政治，它们之间密切相关。罗慕洛斯死后，还有一位名声在外的国王叫做努马·庞匹利乌斯，他建立了“更大的占卜”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宗教活动既劳心又劳力但却不十分劳民伤财。总之，有了这些国王，对于西塞罗来说，罗马的历史和他眼中的今天更为光荣。在《论共和国》一书中，罗慕洛斯的形象逐渐被神化了。西塞罗的这一举动并非只是偶像崇拜。而是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国家本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位伟大的国王通过自己终生的努力来获取声誉的同时，他也就被列入了诸神之位。在这里共和国并不单指在共和体制中运作的这个国家，更是以共和理念支配的整个国家，它由2名执政官、10名保民官、百人队会议以及300名终身任职的元老组成决策机构；它的疆域横跨迦太基、伊比利亚、亚平宁、高卢甚至北部的不列颠；它的国民被称为世界公民，他们制定的法律扬名后世。可惜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一成不变的生活在这个世上。罗慕洛斯死后，有人将对他的思念变为对明君的思念；再后来，又将对明君的思念变为对君主制的思念，于是，改朝换代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