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家族法的体现

　　家族法发源于前国家时期的初民社会。那时，原始人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获得生存机会，不得不选择群居的生活方式，因此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了血缘家庭，即“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4]。家族以血缘为纽带，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家庭生产的主体，担负着繁衍后代、生产、社会化等多种职能，是民众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一形态决定了国家管理不得不依靠家族管理来发挥其作用。家族成为了国家于民众间的重要纽。在当时国家管理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家族作为社会基层集权化的代笔，自发地形成了一些用来调整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犯罪的规则，并于国家法并存互动，从而形成了家族法。家族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清代家族法为例，清政府利用家族法的形式推行和贯彻封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政权与族权，国法与家法紧密结合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红楼梦》这部书正是以四大家族兴衰的过程为背景，将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融入到家族礼教中，揭示家族法对他们个性的压抑及摧残，从而深刻反映出家族法对当时人们思想、言行禁锢的一个时代缩影。

　　1．宗族家长制

　　我们来看《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贾政从突然来访的忠顺王府长史官和贾环处得知宝玉“在外游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气得面如金纸”、“眼都红紫了”，“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把各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往里头去，立刻打死！’……”细心的读者会感到奇怪，宝玉所为即使触犯族规、败坏家风，贾政又何至于对惟一的嫡子如此痛心疾首，非要置之死地而不可？翻阅清代法制历史资料，在当时皇权政治的治国方略指挥下，为了疏通“国家——社会——家族——个人”这个纽带，从上到下达到人治的和谐，清代的宗族家长制有规定：“一户人口，家长为主”，[5]宗族家长集夫权和父权于一身，总治一家之务，对家庭成员和奴婢、财产等享有绝对的、特殊的权利。尤其是对家庭成员的监护权和对子孙的惩罚权，这既是国家赋予家长理家的权利，也是宗族家长对国家承担的维护和谐、社会稳定的义务。家族中只有尊长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至于一般族人或辈分低的人，即使年龄已达成年，其行为能力也要受到限制，仍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6]法律还规定家长会因为监护不力而受牵连：“子孙闲否，关于父兄教训。……其有不肖子孙入于非类者，皆由父兄不能预禁之故。”在“非类”事件发生后，宗族会进行“公议，将父兄议罚，其不肖者重责。”还有些宗族法甚至规定，家庭成员犯错，单独刑罚其家长，犯错者本人反而可以免受追究。贾政站在家族家长的立场上看，儿子的种种“不忠”、“不孝”、“不仁”的劣行被政治对敌忠顺王府握在手中，很可能成为敌人打击自己势力的杀手锏，一旦事发，难以推脱家长责任，贾政必定牵涉其中；更有甚者，险峻的政治风波可能会触动百年贾府的基业，使之一蹶不振。于国于家，贾政承担不起“上辱先人，下生逆子”、兴许“明日酿到弑君杀父”的罪过。然而，毕竟是“父慈子孝”、“父严子顺”，贾政仍旧希望宝玉在自己的教训下，能够改邪归正、走仕途经济，日后光宗耀祖。父子二人平日隔阂就深，今日如此不肖的逆子辜负了父亲如此深厚的希望，难怪贾政“犹嫌（小厮们）打的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还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