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四十天内连续发生了五起幼儿园或小学校的学生被杀死、杀伤的案件之后，原以为面对媒体的责骂和有关部门采取的必要保护措施，那些歹徒们会有所收敛。谁知他们竟然也像那些贪官污吏一样，不畏国人的痛责，于2010年5月12日又在陕西南郑县一幼儿园举起了屠刀，造成七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

　　我们在指责那些穷凶极恶的歹徒，痛惜孩子们的惨死之后，也在反思，是什么让这些歹徒走上了死亡的不归之路。

　　有人认为，是公理的缺失、司法公正的荡然无存，才使得一些“不愿意背负着委屈”过一辈子的人拿起了屠刀报复社会。

　　有人甚至说，受欺凌者将愤怒施之于当时感受到的冷漠，而不是直接施之于加害者，这正是施暴者的心里根源。在受欺凌者看来，袖手旁观者比起加害者更可恨。因此，从屡发针对幼童和无辜平民的暴力案件来看，国人实在是为自己没有谨醒的自私付出代价。

　　我以为，这些说法不无道理。当“被政治”的司法成为权力的奴仆之后，如果用“肆无忌禅”这个词来形容当今权力者仗势欺压百姓，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一点儿也不为过；如果用当年《国闻报》批评慈禧太后反对维新，称北京为“尘天粪地”来比喻我们今天的司法环境应是恰到好处。在多起被公众关注的案件中，程序公正基本被废置（如杨佳、郑玉娇、周正龙案等），而在实体审理中，就连当事人对虚假印章申请鉴定的权力都被随意剥夺（如陕西省高院正在审理的西安杨森公司诉安徽华源公司案，详见《一起简单案件的复杂审理》），甚至连那些被发现杀错了人的案件，至今也没有人去公开纠正（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中国的司法正像中国的老百姓从国家的主人堕落为屁民一样，也从“治国之根本”堕落为“屁法”。只要有权有势，法院的判决算个屁（如央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详见《说法者的法制观念》）。

　　在这种法治状态下，蒙冤负屈的百姓会有多少，那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在他们蒙冤负屈之后，还没有一个喧泄的通道。你去申诉没人理，你去上访，有人专门截访，最近有些地方官员还在宣传，只要敢去北京上访，不论有理没有理，抓起来先拘留再说。想在网上发贴喧泄一下吧，又会被跨省抓捕或以诽谤罪逮起来判刑。如此，你要“不想背负着委屈过一辈子”的话，也就只有去杀人了。杀权贵者太难，既然权贵者有公然制造冤、假、错案的权力，别说杀他，你就是想见他一面都难。在安徽律师吊证案中，不服处罚的律师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多次申请见厅长孙建新一面，甚至申请他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到庭都没能如愿，详见（《天真的代价》）。没有喧泄的通道，反叛的火焰便从最薄弱的地方“喷井”了，于是，屠刀便挥向了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