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民事诉讼奉行严格的当事人主义，当事双方和律师才是诉讼的真正主角，而法官无非只是一个负责吹哨的裁判。一场典型的民事审判，双方律师唇枪舌战，法官则是惜字如金甚至昏昏欲睡。尤其是在民事和解程序中，基于“意思自治、处分自由”的民事基本原则，法官角色甚至可有可无。如果一个法官过于积极，主动干涉当事人的协议，无异于一个裁判看到比赛一方踢得太差劲，亲自操刀帮忙踢球。这就已经不仅仅是“黑哨”，而是赤裸裸的乱套了。正是因此，不管在哪个国家，都很少有法官否决当事双方业已达成的和解协议。在多数案件中，法官甚至根本不看协议的内容，而是直接同意原告撤回起诉。

　　当然，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美国法律也授权法官在特定背景下干涉民事和解。比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就规定，在集团诉讼中，所有和解协议都得经过法官批准。个中缘由不难理解：集团诉讼虽然名义上的原告成千上万，但实质上的诉讼参与人却只是区区几个诉讼代表人和律师。众多缺席的原告只是律师拔高索赔金额的借口，对真实的诉讼进程基本缺乏控制力。人人都是原告，可是人人都想搭便车。不仅如此，尽管集团诉讼争议标的动辄以亿计，但一旦分配到个体的原告身上，通常都可忽略不计，因此原告往往缺乏监督律师的动力。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很轻易便会被律师“反客为主”，“挟民意以令被告”。尤其是在“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和解谈判中，原告律师往往首先关注律师费用，其次才是当事人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当事人的应得份额。一些被告也正是看清这一点，才以支付高额律师费用为条件，引诱原告律师同意相对较低的和解方案。严格说来，这已算是双方不当勾结，损害他人利益。不过对于精明的律师来说，此等做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外人很难抓住把柄。正是考虑到这种道德风险，美国法官普遍会严格审核集团诉讼的和解协议，甚至不惜推翻当事双方的合意，另起炉灶自行确定和解方案。

　　但是正如前文所说，除了集团诉讼之外，美国法律并未明确授权法官干涉民事和解。赫勒斯坦和拉科夫的做法，尽管在实体上可能合情合理，但在程序上却难免授人以柄。对于两位法官的大胆突破，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这些案件都受到舆论高度关注，而法官的干涉正好又迎合了大众的期待，占据了道德高地，因此很难有被告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起上诉。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当事人或律师本身行为有不光彩之处，两位法官即便想找茬，估计也难以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样看来，法官如果想干涉当事人的和解协议，考虑到法律上师出无名，那就得把握不少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