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法律寓言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一个丹麦人和一个苏联人一同去旅行，途中三个人聊天，谈到了每个人最快乐的时刻。美国人说：“我最快乐的时刻，是我的东西被偷了，后来警察向我返还被盗财产的时候。”丹麦人说：“我的弟弟到了40岁还没有结婚，后来找了个非常好的老婆，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刻。”苏联人沉默不语。在美国人和丹麦人的再三催问之下，他说：“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准备晚餐，两个克格勃闯进来，对我的弟弟说：‘伊凡，你被捕了’，于是全家人抱头痛哭。伊凡妻子小心翼翼地问了句：‘我们楼上还有一个伊凡，你没仔细看一看，有没有弄错？’克格勃低头看了一下材料，说搞错了，其实要抓的是住在三楼的伊凡。”苏联人说，这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最快乐的时刻。

　　陈瑞华教授在演讲中举的这个例子，使国家权力滥用（尤其是刑事诉讼权力）给公民个人带来的恐怖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使每个人丧失法律上的安全感，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恐怖的社会。”

　　不幸地，中国也出现了这样的“伊凡”；不幸地，中国的伊凡所经历的权力滥用带来的恐怖比故事中的伊凡还要深刻，他叫佘祥林；不幸地，佘祥林之后中国又出了第二个伊凡，他叫赵作海。

　　“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招不住。”

　　“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

　　“最高兴的就是说让我出来，那个时候最高兴。这个事情最悲惨，也最高兴。”

　　“我是老百姓，以前不知道啥是法律。现在经过这次，我相信法律了。”

　　这是赵作海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五句最震撼的话，前三句让人愤懑，第四句让人揪心，最后一句却足矣令我们的法律面红耳赤——这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带给“本不懂法”的普通农民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