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审案件进行限制，已成为各国上诉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案件的原则上重要性逐渐成为受理第三审上诉的重要考虑因素，当事人的利益退居其次。英国学者阿蒂亚指出：“一些被上诉到上级法院的案件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对公众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而不是因为它们在诉讼当事人本身之间提出了什么至关重要的问题。”[7]以英国为例，鲍曼(Bowman)勋爵在1997年《对上诉法院(民事审判庭)的评审报告》中，提出了12项“民事上诉制度的基本原则”，其中第9项规定：“惟有提出了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惯例问题，或者存在再次上诉的其他强制性理由，再次上诉方具备正当性。”[8]2000年的一个判例强调了这一原则：需要确立的是，上诉理由必须具有普遍的公共重要性(generalpublicimportance)。因为上议院作为最高法院，只能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相对少量的案件。其职责不是纠正确定的法律之适用中出现的错误，即使该错误已表明存在。《民事诉讼规则》第52.13条第2款明文规定，对于向第三审法院的上诉，惟有上诉申请中提出了重要的法律原则或实务问题，或者存在第三审法院进行第三审的强制性理由，方得许可第二次上诉。另外，即使当事人提起第二次上诉符合有关的条件，上诉法院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财力有限的当事人第二次上诉，上诉法院受理是否对其公正；法院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救济措施等。
二 第三审审理范围的限制
在各级法院之间实现职能的分层，控制终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数量，排除最高法院审理事实问题的可能性，是各国和地区实行三审终审制的一个普遍趋势，其主要目的在于缓解三审终审与诉讼经济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让终审法院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司法的统一性上。以德国近年民事上诉制度的改革为例，为实现上诉程序功能的分化，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把联邦法院的工作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问题的厘清、发展法律以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上。[9]事实上，如果说上诉制度的功能包括公共目的与私人目的两个层面，那么从第三审的功能就应当侧重(甚至是局限于)于公共目的，也就是法律适用的统一与法制权威的维护。
在美国，1988年以前，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民事案件，当事人都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而且只要当事人提起上诉，最高法院就必须受理。但在1988年以后，这种做法被废止了。当事人的上诉能否启动最高法院的复审程序，主要取决于最高法院对该案件的认识。这种从“权利”向“权力”的转向，除了“减负增效”的考虑之外，也在一定程序上反映了最高法院职能定位及其司法理念的变化。在我国现行的柱形结构的审级制度下，各级法院都以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为目标，全面审查案件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由于上诉法院对于审理法院所决定的法律问题予以重新考虑的绝对权力与其对于事实问题极为有限的权力之间的反差，因此“事实”与“法律”的区分在上诉中至关重要。[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