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字塔顶尖的最高法院，显然无法像位于塔基的初审法院那样行使审判权。即使法律规定其具有初审管辖权，也仅限于极其个别的特例。最高法院也无法像位于塔腰的中级上诉法院那样，在案件数量上或审理范围上充分行使上诉审管辖权。倘若来者不拒，并且不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而一并审理，那么最高法院就会成为一个庞大且运转不灵的机器，丧失其统一法律解释的功能，更遑论与时俱进、创制新规则。甚至于只对法律问题照单全收，也会影响最高法院功能的发挥。因此，最高法院只能审理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将其角色定位于“宏观指导型”，从而充分实现上诉制度的公共目的。我国的最高法院虽然属于上诉法院，但由于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最高法院作为上诉法院，却未能充分发挥依据当事人的上诉以统一法律实施中的解释等机能，而是依靠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以及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法院体系的行政机关色彩，以最高法院作为上诉法院基本上没有发挥应有的机能，而偏向于行政、业务方面的管理和指导为行政性法院的典型。[4]与西方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相比，我国的最高法院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点：(1)广泛的司法解释权；(2)基本上不具有违宪审查权；(3)既是初审法院，又是终审法院；(4)在审理上诉案件时，既审查事实问题，又审查法律问题；(5)在司法运作方面发挥着较强的行政管理性作用；(6)直接受权力机关的干预；(7)对其法官没有高资历要求。有学者指出，从法治社会的发展和要求来看，我国最高法院现有的结构和功能应当予以调整，尤其应当强化最高法院在保证法制统一性方面的作用，并且主要通过违宪审查、上诉案件的法律审来实现这一功能。[5]从2003年以来的报道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最高法院自身建设上。这是宪法和法律的本质要求，是加强对全国法院监督指导的迫切需要，是向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的必要措施。[6]
(二)对第三审上诉的限制
对于第三审上诉，各国和地区一般采取两种方式：权利上诉和裁量上诉。前者指在法定情形下，向第三审法院上诉是当事人一项当然的权利，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上诉而无须其他条件或手续。后者指某些案件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审上诉，但如果该案件被认为具有法律规定的重要性时，经许可后可以上诉，故又称上诉许可。上诉许可取决于法院的裁量。在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当事人上诉首先要获得许可的要求，已普遍用于控制案件数量以减轻最高法院案件负荷。例如，美国对于上诉法院判决的上诉，原则上要经过上诉法院或州最高法院的同意，还可能需要联邦最高法院的调卷令，才能启动第三审。经许可方能向最高法院上诉的制度目前也在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