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国目前自愿离婚的程序的确有些“草率”，只要夫妻双方表达了离婚的意思表示，婚姻登记机关就“盖章发证”予以认可。这与婚姻家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严重不符。表面上看，这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离婚自由，但不能忘记的是，法治社会中的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尤其是当它对社会利益产生潜在威胁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自愿离婚设置一定的程序是必要的。
但笔者认为，应从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层面上思考问题，而不能简单地以“婚姻维稳”为基本目标。因此，笔者并不同意单纯通过设定“期限”来防止草率离婚，通过设立婚姻辅导期的方式会更妥当。在此期间内，专门的婚姻辅导机构应主动免费服务，诊断婚姻问题，分析离婚原因，帮助调适婚姻关系，引导双方正确对待婚姻权利义务，树立正确的婚姻观。通过辅导，即使最终仍然离了，但会有助于重组后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单纯让婚姻当事人自己“冷静”、“调适”的期限，对解决矛盾和化解纠纷，特别是对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并无裨益，不过是简单地限制了离婚自由而已。
【对李克杰同志的回应】
看一下李克杰同志文章的标题——《单纯用“期限”阻止离婚有悖法理》，就可以知道，这也是自己立靶自己射击，自己批判自己。因为我从没有说过：“单纯”用法律手段。“单纯”是李克杰同志自己立的靶子，否则，他就可能没有射击的对象。
我不再重复我提出上述建议的原因（见我的婚姻专著或另文），但我还是要重复强调：法律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惩罚与教育于一体，具有规范、警示、指引、宣传等多种功能，权威性高，影响力大，普及率广，其遏制“玩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难以代替的，在综合治理“玩婚”中，为什么要弃之不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草结草离的“玩婚”现象，远远不如我国如此严重，他们竟然敢对正常婚姻“下手”，而我们面对如此严重的“玩婚”现象，为什么还要迟疑、彷徨和恐惧？难道我们是害怕侵犯外国的立法著作权吗？
同时，“有悖法理”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看一下外国法律和我国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便可以知道适当限制是否“有悖法理”。推荐看一下梁慧星教授等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同志的观点。
3、吴丁亚同志观点全文：
2010年04月29日02：11新京报吴鹏
本报讯 （记者吴鹏）作为一名长期审理婚姻案件的法官，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礼仁建议，“
婚姻法”中应增加限定离婚与结婚间隔时间的内容，以防草率离婚现象的发生。而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吴丁亚律师认为，这一建议有违反“婚姻自由”之嫌。
昨日，在民政部主办的“全国婚姻家庭”研讨会期间，王礼仁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说，“时间限制”有两层含义，一是结婚到一定期限后才能提出离婚，二是提出离婚后，需要经过一定考虑等待期限后才能颁发离婚证件，也就是延长离婚办理时间。他认为，“离婚简单导致草率结婚，草率结婚又必然使离婚增多，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他认为，如果适当增加离婚的难度，限定结婚后没有达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离婚，就可以促使人们更加慎重的对待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