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崇洋媚外”，但法律文明成果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域外法的借鉴意义毋庸置疑。我们可能已经无从知道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定义的原始出处，也更难探寻实定成文规则的渊源。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上述域外法的考察对比中，发现主流理论及其指导之下的成文规则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最高人民法院新判决案例所体现出的法理，在域外法上可以找到广泛的依据，却偏偏在我国现行成文公司法规范下既不合法又不入流，我们必须重新追寻新的裁判依据。
三、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法理内涵
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案例所体现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内涵是：在同一控股股东名下又有相互持股资金互通利益共享关系的关联公司之间，某公司清偿不能的债务由姐妹公司共同承担。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传统法域，虽然上述案例所体现的法理无法形成如英美判例法那样的判例，但成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指导案例，还是不成问题的。其中的法理价值，或者体现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真谛的关键点，以及与我国学界主流理论的不同之处，起码可以提炼出如下几点。
第一，“人格滥用”情形，并非我国公司纠纷裁判的唯一依据。在本案中，当年沈华源在香港设立沈氏公司，以及沈氏公司先后到内地设立房屋公司、装饰公司和娱乐公司，后来的装饰公司改设为由沈氏公司和娱乐公司共同投资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虽然形成关联公司关系，但并未出现违法情节，以装饰公司名义向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取得贷款，以及后来由关联公司相互担保，均无证据证明有哪个主体进行欺诈或者恶意串通，直至在该银行不良债务转让给该案原审原告，进入诉讼程序后，娱乐公司以除斥期间或者诉讼时效已过作为免除连带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也是行使其正当的诉讼权利，难以判定其具有逃避银行巨额债务的主观恶意。而且，证明几个关联公司具有“客观恶意”，同样困难重重。因此，尽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刻意围绕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构成要件陈述其判决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实际是否决此种尝试的，这一案例所体现的法人格否认法理精髓，可能成为风向标，对各级法院审理的同样案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二，“人格混同”可以扩及一人公司之外的普通公司。该案中的房屋公司为港商独资企业，装饰公司一开始也是港商独资企业，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18条有关法律适用顺序的规定，应当适用该法中有关一人公司的规定，特别是在否认其法人格时，完全可以适用第64条，起码在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赞同下级法院有关“人格滥用”情节的认定，转而留意于关联公司之间人格混同时，适用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特殊规则，也许更加合理。但也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即娱乐公司不仅不是一人公司，而且还是由两个港商独资企业共同投资的内资企业，讼争时已有十余年历史，尽管其背后最终的权益人也是沈华源，轻言其为实际上的一人公司，甚至认定其设立无效，显然不妥。装饰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后，亦然。最高人民法院不以担保责任为由，维持下级法院有关三公司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做法，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无疑将“人格混同”的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情形，扩及到了一人公司之外的普通公司，蕴含着该法理同时适用于“人格混同”情形的思想。
第三，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直索对象包括股东但不限于股东。正如上述，我国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的通说认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直索对象，应当严格局限于躲在公司面纱背后的股东。前述在我国法学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朱慈蕴教授，在其代表作《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一书中就强调，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主体要件包括“公司法人格的滥用者”，而“公司法人格之滥用者应限定在公司法律关系的特定群体之中，即必须是该公司之握有实质控制能力的股东”。[29]尽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甚至举出反证，[30]司法实务界也在公司法修改之后作出积极回应，并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论证立法本意中直索对象扩展的原因，[31]朱教授还适时对其观点进行修正，不仅将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主体扩展至姐妹公司，而且主张“在特定场合下反向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令子公司承担母公司的债务，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样符合立法意图”，[32]但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也并未取得主流地位。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示范意义在于：其人格混同的姐妹公司当然被视为同一体，即使不是股东也没有直接投资关系的关联公司，在一定条件下仍难以逃脱连带清偿责任。
第四，公司面纱背后的实际责任人并不限于补充责任。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案例所体现出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另一个亮点是，最终判定涉案人格混同的三个姐妹公司，对外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而非主从连带责任。关于法人格否认之后公司面纱背后的实际责任人，应当与第一债务人公司之间处于何种连带地位，是共同连带还是主从连带，债权人是否非得先向主债务公司主张债权，只有当该公司倾其所有仍不能清偿或者不能全部清偿时，公司背后的实际责任人才须承担补充责任，国际上的做法并不统一，国内学界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33]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自1994年至2007年间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都是坚持有限补充责任的立场，实际上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本意，即在特定法律关系中无视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将公司与其背后的责任人视为同一体的精神，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可谓一反常态，冲破藩篱，正本清源。尽管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以及如何构建配套制度防止“滥用法人格否认法理”对于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原则造成的冲击，尚待研究，但此种尝试的学理依据起码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