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侵权责任法》第三章至第十一章，都是关于侵权责任的类型的规定，既不是对特殊侵权责任的规定，也不是对侵权责任全面类型化的规定，即中国《侵权责任法》所谓的“分则”，是一个不完善的分则，是对侵权责任进行的不完善、不全面的类型化规定。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只规定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则无法概括特殊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只规定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又会使一般侵权责任缺乏侵权请求权的法律基础。立法者采纳学者设置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立法建议，但又没有办法直接规定全面的侵权责任类型化；如果继续坚持《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传统只规定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那么在侵权责任类型化的规定上，又超出了特殊侵权责任所应当规定的范围。因此，大小搭配的双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立法模式应运而生，成为立法的现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第2条作为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以确定侵权责任的范围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再规定第6条第1款，作为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为《侵权责任法》分则没有具体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设置法律适用规则，提供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因此，形成了大小搭配、双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侵权责任法》的这一特色就是如此产生。
（三）对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评价
特色通常是说特点，即与众不同之处，是指事务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 当一部法律与他国法律确有与众不同之处，即可称之为法律特色。当然，特色并非都是优点或者优势，有时候特色也可能是不足。那么，中国《侵权责任法》设置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确实独具特色，究竟是好的特色，还是不好的特色，须予以评价。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经说过，法律就像语言、风俗、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识”，“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因此，“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 制定中国《侵权责任法》，既要借鉴外国侵权法的立法经验和理论学说，又要坚持中国的特点，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体现法律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既尊重法律传统，又要反对单纯的“拿来主义”。这应该是立法的最基本原则。回顾中国侵权法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侵权法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侵权法，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侵权法。在唐前，可供查询的法律史籍不多，但并非不存在侵权法的传统； 自唐以来，中国侵权法的留下的法律资料极为丰富，展现了中华法系侵权法的风采。这种以财产损害的备偿制度、人身损害的赔偿埋葬银制度为基本制度内容的中华法系的侵权法，独具中华特色，与罗马法以及后世的欧洲侵权法完全不同，尽管都是侵权赔偿责任，但基本理念和各项制度没有相似之处，形成了自己的完善体系和基本理念，是中华法系的宝贵历史遗产。 在清朝末期改律为法，大规模引进欧陆和日本民法立法传统之时，并非没有人反对破坏中华法系博大精深的法律体系，只可惜西学东渐成为主流，中华法系自废武功，中国古代侵权法随之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直至今日，中国古代侵权法规定的十几种侵权责任制度，踪迹皆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