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文章必须尽快发表，才能获得真正的着作权。然而，三月期限有可能使着作权化为泡影。如果投稿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五的话，一篇文章要投二十家刊物才能发表。如果对每家刊物都等上三个月的话，就要耗掉六十个月的宝贵时间。就是说，从完稿到发表，有可能要经过六十个月的漫长过程。这对于作者来说是不是太残酷了呢？更重要的是，在这六十个月内，谁敢保证会不会有观点相同、内容相近、但又绝非抄袭的同类文章公开发表呢？

　　有人可能会说，将文章放在博客上，贴在网络论坛上，可以证明谁最先发表，可以实现着作权。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第一，网络安全程度不够，网上文章容易消失，第二，许多刊物对已经上网的文章当作“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看待而不愿意采用。如《中国法学》就规定“凡已在公开出版物、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一律不予以采用。”[④]所以，文章完成后，作者是不敢也不能轻易放到网上的。因此，着作权的实现，关键还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可见，三月期限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太长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公平问题，是一个影响着作权的公正获得的公平问题。

　　第二， 助长官僚主义。

　　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反对官僚主义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各类刊物的编辑机构，自己是不应当搞官僚主义的。但是，三月期限恰恰就是官僚主义的体现。前文已述，期刊编辑部否定一篇来稿根本不需要三个月时间，大多数来稿三天甚至三小时就被否定了，但是，他们不通知作者，反而要作者苦等三个月，这不是官僚作风又是什么？

　　有些编辑单位为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官僚作风，对每一个投稿人都能迅速给以回复。有的刊物已经明确投稿人的等待期限为一个月，有的刊物（如《唯实》、《改革内参》等）不仅能在一个月内及时退稿，对于暂时不退的稿件，还随时告知审稿的进展情况。就连《中国社会科学》这样权威的刊物，对于不采用的稿件，一般也会在两个礼拜之内明确退稿，而不要求投稿人苦等三个月。那些至今仍然死死要求作者苦等三个月的期刊编辑机构，你们的官气僚气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呢？

　　第三，败坏社会风气。

　　报刊是社会领导力量。当年，马克思当《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就强调报社与撰稿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他说：“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