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刊社的三月期限是统一要求，而不是例外要求。

　　期刊社的所谓“稿约”是针对所有投稿人的，是针对所有投稿行为的，而不是针对例外情况的，凡是投稿的都这样，都要等待三个月。因此，期刊社的三月期限不能被看作是《着作权法》中的“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除外款项”的合理、合法的运用。

　　第四，期刊社的三月期限是单方规定，而不是双方约定。

　　《着作权法》第三十二条中的“双方另有约定”之“双方”应当是特定的投稿人与特定的期刊社，而不应当是特定期刊社与众多不特定的投稿人。面对不特定的众多对象的“约定”，名义上叫“约定”，实质上叫“规定”。

　　如果编辑部向作者发送了可能用稿的通知，同时声明一个月内不能最终决定，要求作者等待一段时间，作者如果不愿意等待，编辑部马上终止审稿。这时，作者如果同意等待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达成“双方另有约定”的法律事实，也才能成为不受三十日法定期限约束的“除外”情况。

　　第五，三月期限是霸王条款不是协商条款，不符合《合同法》中的协商一致原则，没有一个期刊社的三月期限是与作者协商之后达成的。

　　有些期刊（如前文提到的《诗刊》）在“稿约”中说，作者向本刊投稿意味着接受本“稿约”规定的条件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投稿人与期刊社之间是否就达成了三月期限的契约呢？三月期限是否就成了“双方另有约定”例外情况了呢？笔者以为，不能这样理解。这样的理解是期刊社所希望的，而不是投稿人所希望的。期刊社的这种说明，是对自身霸王条款的掩盖，是为了进一步逼迫投稿人接受其霸王条款，而不是对霸王条款的修正。

　　总之，期刊社的三月期限是一种规定，而且是统一规定，而根本不是约定，即便是打着约定的旗号，那也不过是公布霸王条款而已；其目的不是为了处理个别的例外情况，而是为了全盘否定《着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赋予投稿人的权利，所以是违法的。

　　三、三月期限的危害性

　　第一，影响着作权的公平获得。

　　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论文登记制度，所以，文章的着作权全靠公开发表才能实现。

　　文章的着作权与发明权、商标权的不同性质，要求文章必须尽快发表。发明和商标只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申请、登记、注册，等等）就可以获得专利权或专用权，就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文章却无法获得类似于发明专利权、商标专用权一样的保护。尽管法律也禁止抄袭还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但是法律对于观点相同、内容近似的文章还没有规定作者取得优先权的方式。两个人有同样的发明，专利权授予申请在先的一方；两个企业有相同或相近的商标，专用权也授予申请在先的一方。两个作者在互不相干的情况下，有可能写出两篇观点相同内容近似的文章，由于没有法定的申请登记程序，无法通过“申请在先”或“完稿在先”等等原则和程序确定作者的优先权，因此社会就习惯性地将新理论、新观点的功劳记在“发表在先”的作者头上。这是不成文的习惯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历史传统，也是每个作者和读者都愿意接受的文化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