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存法律中关于户代表的规定是附属性规定，是对现实的合理妥协，而不是制度推进的规范方向；

　　（3）户代表制的本质是“家长制”，成年妇女乃至成年男子将丧失参与村庄政治的机会，将助长家长制乃至于家族政治的重演，不利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现代公共领域，也不可能提供具有现代性质的村级公共生活；

　　（4）贿选问题：可治理，行政处理，司法介入，选举中的秘密投票制度；选民并未受损（如果加强罢免程序，则贿选动力会削弱，贿选当选后侵害集体利益的机会成本也将加大）

　　（5）委托投票：政治社会学的实证结论，可治理，不能作为改变制度原则的充足理由（存在不一定合理，更不一定符合制度理性）

　　（6）关于村庄的社会资本问题：基本上被文革消耗殆尽，只能通过一种现代性的民主方式获得重新生产。

　　仝教授在村务决策上也坚持户代表制，批评理由同上。

　　2、村民自治的决策权架构：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

　　“基于农户是村庄主要构成单位，应该重视由户代表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作用，加强村民代表会议作用；取消村民会议由本村18岁以上村民过半数参加的规定。”（仝志辉评论之二）

　　以村民代表会议取代村民会议显然不合法，也不合理：

　　（1）与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直接冲突；

　　（2）修订草案的“授权原则”容易导致村民会议被架空（保留的两个决策事项，一个是关于改变和撤销决议的，另一个是兜底条款，没有实质意义）

　　（3）实践中更多采用村民代表会议并不能说明这一形式合法，更不能说明其正当

　　（4）采用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理由：“人数众多，居住分散”？在通常情况下，“人数”为何众多？居住为何分散？有无人为原因（行政规划，如并村联组）？村委会的设置或调整是否按照“便利群众自治”的原则执行？若此，为何“人数”还是众多？“居住”还是分散？——结论：所谓的理由不是理由，只有深刻理解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原则是其根本的制度个性所在，才能衡量何种制度设计合法正当，也才能据此进行其他方面的调整（如规划调整）来满足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否则就是“削足适履”，适得其反。

　　3、村民自治的推进依赖于示范和行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