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告主张：“（原告——笔者注）要我公司耗费4万美元安装‘过滤装置’，更难以接受。”原告是否有此项要求之法律依据？法律并无相应的内容。

　　3、被告主张：“原告限我们在1983年12月25日前将污染治理好，实在无法办到。”原告向被告发出限期治理的通知的时间是1983年10月22日，在大约两个月的期限内完成治理，是否合乎情理、事理、道理？需要原告说明理由。

　　三、适用法律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适用于本案的关键法律）第六条：“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其中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各项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标准。

　　“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规划，积极治理，或者报请主管部门批准转产、搬迁。”之规定。

　　1、该条法律自身表述不够严谨。在第一款中，忽而“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忽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指向明显不同，似应分开表述。

　　2、该条法律与本案关系不大。本案中的被告完全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污染（噪声和空气污染），与“选址、设计、建设”、“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均无关联。虽然与该条中的“生产”二字相和，但只需点到为止，大可不必“全文照抄”。更何况，本案被告的污染行为已成事实，与“防止”也已无关了。

　　第二款的内容，表述温和，并无惩治之意。

　　四、惊人之诉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诉讼？且看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对上述噪声和废气进行彻底治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支付聘请环保科技人员前来勘测时的有关费用。”民事乎？刑事乎？行政乎？皆不是！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行政机关是何等的温情脉脉、彬彬有礼（但愿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面对本案被告（不知那时有没有“行政相对人”这一称谓？）肆意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发出限期治理的通知”无效后，不是直接实施行政处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行政处理），而是象谦谦君子一样，恭恭敬敬的将被告“请进”法院，试图在法庭之上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