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立法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修改前后的律师法的相关规定：

　　1996.05.15《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007.10.28《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一条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不难看出，对于1996年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的修改，去掉了一个多余的“刑事”词汇，更重要的是把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证明”责任去掉了，这是辩护律师的一个福音，更是“无罪推定”理论的具体体现。作为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准则，“无罪推定”要求指控犯罪的一方必须承担证明犯罪的责任。与之相对的被指控者，法律则规定其享有配合调查或者消极对待调查的选择权。换言之，被告人在不受生理和心理强制的前提下，有权自主选择面对国家发动的刑事诉讼的态度，他既可以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案件事实，也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当他放弃沉默时，既可以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证据，反驳控方指控，又可以不提出证据，仅仅质疑控方的证据和观点。无论选择什么，都不会因为选择本身导致于己不利的后果。因此，要求辩护人“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事实上就是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与无罪，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

　　反驳对证明恰好是抗辩的一对天然范畴，反驳与证明不是平行的逻辑结构，而是针锋相对的对抗性结构。揭示证明的错误，反驳是极其有价值的，而且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它不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抗辩的功能，也促使控方提高其证明质量。没有指控就没有辩护，辩护依赖于指控而存在。但辩护不等于指控，辩护可以但不必然使用新的证明的方法进行。在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控方的证明责任与辩护人的反驳责任，这种责任分配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刑事诉讼的目的，简单说就是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强调了保护社会的方面，由此导致对辩护人责任的错误界定。这种错误界定反过来又强化了保护社会的传统观念，最终使得刑事诉讼活动与公平和正义的目标渐行渐远。承认辩护人责任为反驳责任，不但与保护社会的任务不相矛盾，还能体现出保障人权的价值内涵，实现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其次、有利于预防并纠正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赋予辩护人过高的证明责任，将使最容易发现、感知、控告诸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律师执业合法权益等违法问题的辩护人投诉无门。确立辩护人的反驳责任，明确辩护人进行程序辩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将能有效监督侦查、起诉与审判部门的执法活动，推动刑事法治的进步。最后、有利于树立对正当程序的信仰，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将程序正义区分为绝对程序正义、相对程序正义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审判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明确辩护人的反驳责任，对于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加了解、相信法律，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