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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风险变得异常复杂，风险类型出现多样化趋势。总体而言，风险涉及诸多领域: 生态领域、经济领域（如金融流通风险）、军事领域（如核战争）、社会领域。体现出：世界性、跨区域性；不可感知性；具有更强扩散性；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性；具有更广关联性；具有更大危害性等特点。而生态领域的风险最早引起人们关注，它是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包括物质资源的枯竭、污染与环境破坏、温室效应及全球气候变暖、严重的土地沙漠化、生态灾难等）。它是人类因不断扩展发展空间而导致的“自然的终结”，是因“人化环境”或者“社会化自然”所带来的风险，其严重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环境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得相当早，但现代意义的环境问题则是二战后的产物。虽然对于环境问题的起因众说纷纭：或认为起因于道德伦理沦丧与文化传统的没落，或认为起因于现代科技的使用，或认为起因于人口增加与都市化，或认为起因于外部不经济性导致的市场机能失调……；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环境问題正步步向人类生活紧逼，其中风险社会的诸多因素，则更使环境问題进一步复杂化，就当前人类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看，具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全方位。上至臭氧层，下至地下水，大至全球气候，小至遗传基因，无不呈现令人担忧的退化或恶化迹象。其二、全因子。表现为环境的所有因子的退化或恶化。不论是大气、水、土地、还是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或遗传基因，都呈现退化或恶化迹象。其三、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当前的环境问题，既有全球性，如全球变暖，又有局部性如局部的严重污染事故。两者互相交错促进，恶性循环。其四、既有突出的当前症状，又有潜在的滞后效应。[4]当前症状包括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土壤退化、森林消失、物种减少等。滞后效应包括人口急增、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领域等的长期影响。而且其在损害性上还带有不可逆转性特点，不仅原有的良好状态很难恢复，且危害甚至持续至危及后代的健康。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就使欧亚两大陆近半个地球均遭放射性危害，博帕尔事件的受害者所生育的子女就有先天性双目失明者。这些严重的危害后果都是以前的污染事件所不能比。因此，对当前复杂的环境问题处理，仅限事后应对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过程的战略设计。
（三）环境风险——复杂环境问題面临的新挑战
就产生原因而言，传统环境问题主要是基于索取过多、排放废物过多而导致，期限一般较短，影响范围较小，危害在短期内急剧表现出来，易于预测、控制或处理。但科技的发展（如核与生物技术、有毒的人工化学品工业等）及新问题的产生（如核泄漏、SARS病毒等），特别是有些新环境风险的产生是因为：原料并非取之于自然本身，而致使这些新技术的副产品无法被环境自然消纳，从而导致从“自然最知到自然不知”的环境问题解决及环境风险控制难题。如基因改良体可以满足当前人类的一些需要，但可能潜在的代价却是灾难性的，只不过人类尚未察觉。而其危害性一旦确证，则要将其消除恐怕十分困难，因为它不像控制某些废物一样，停止使用或回收就可使危害消除。这些原因都加剧了传统环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其中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不可感知性或不确定性。工业社会的危险是从一幅幅图片中显示出来的，我们能切身感知，而对于许多复杂的环境问题以及新型的环境风险，人类只能对之反映于不可感知性或不确定性中。这种不可感知性或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在人类对许多环境问题及环境风险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存在知识“薄弱点”或“盲区”，对影响后果和种种危险受害人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而许多风险管理决策者也只能决策于不确定性中（科技的迅速发展有时甚至加剧了这种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有些环境问题或风险导致的危害具有长期潜在性、问题产生与后果的间隔长期性、发生概率不确定性、甚至问题与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冲突点与发生点往往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但人们即使远离危险源头也无法幸免）。这些都加剧了人类对环境问题或风险把握的不可感知性或不确定性，进而使环境问题或风险在“潜在的、内在的”的传递与运动中，在技术发展与全球化的促进下，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逼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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